2014年1月19日，由《外国语》编辑部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科研处、高级翻译学院、翻译学研究中心协办的“全国翻译理论研究高层论坛”在风景如画的白云山下的广外大北校区举办，来自内地及香港地区的十余名著名翻译理论研究专家应邀参加了此次论坛。 论坛由《外国语》主编束定芳教授主持。束教授首先对各位专家应邀到会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各位专家对《外国语》，特别是其“翻译研究”栏目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 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校长仲伟合教授在发言中首先向参会代表介绍了广外大近年来的发展情况以及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他指出，此次论坛对全国翻译理论研究，对广外大在翻译研究和翻译人才培养方面将会起到积极的推动和引导作用。
与会专家围绕论坛的主要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话题主要涉及：1）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2）《外国语》翻译研究栏目的建设；3）翻译人才的培养。 清华大学王宁教授首先发言。他不同意有些学者关于翻译理论经过文化转向重新回归语言的说法，他认为语言中心论是没有出路的。他进一步提出了“跨文化阐释”的观点，认为中国语言走向世界并非只是外国汉学家的工作；中国文化要走出去，仅靠翻译几十部、几百部中国文学作品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通过跨文化阐释来实现，即广义的文化翻译：中国学者可以直接用外语著述，进而使中国从理论消费大国最终变成理论输出大国。从更高的层面上说，我国的文科发展可分两个方面，一方面应该建立高层次的国家级智库；另一方面，在国际学术研究话语权方面，我们不仅要跟着别人说，还要和别人一起说，进而和别人对着说，最后是要带着别人说。
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也认为，我国已经涌现了一批优秀的翻译研究学者。他们已经具备了很好的理论素养和前沿的视角，因此要敢于、善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国外的同行进行对话、交流。他还指出，翻译学学科理论架构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其实不是一个短期行为，而是一个总体的研究趋势。目前翻译研究不能还停留在两种文字的转换上，应当“超越文本、超越翻译”，在文本之外的层面上研究翻译，重新审视翻译的定义。谢教授还提到，自创刊以来，《外国语》就一直关注翻译研究，而且始终保持较高的水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外国语》主要关注翻译的实践层面，比如刊登了一些老翻译家对翻译问题的讨论，而从80年代后期开始就转向了对翻译理论的思考，至今仍然站在国内翻译研究的前沿。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穆雷教授指出，翻译学科发展了近30年，已经到了需要做一个顶层设计的时候，应该整合翻译界的中坚力量来制定一个翻译战略规划，如翻译史研究、翻译理论研究、翻译教学研究，包括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另外，既然已经确立了翻译学的学科地位，那么可以在现有的网络平台上做一个大数据库的研究，包括研究信息、博硕士论文、行业发展信息，等等。
黑龙江大学黄忠廉教授主要针对中国译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中国译学的地位虽然已经确立，发展势头也不错，但实际问题仍然很多。黄教授主要总结了七大问题（七对范畴）：1）研究对象问题，也就是现实研究和历史研究。2）研究层次问题，即语际研究与跨文化研究。3）研究范围的问题，也就是译内研究和译外研究。4）研究性质问题，即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5）研究主次问题，即本体研究和关系研究。6）研究的阶段问题，即译术的探索和译学的建设。7）创新问题，即原创研究与译介研究。
南京大学许钧教授认为，人类翻译活动历史悠久，而且有着越来越丰富的实践以及迫切的现实问题，作为一位人文学者，翻译研究者是应该对此有所思考的。此外，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翻译成了众人聚焦的问题，成了交流思想、交流文化的一种范式。再者，在迫切的现实需求面前，似乎存在一种全民的翻译焦虑症，因此学者们要正视现实存在的重大问题，对各界提出的种种疑问作出正面的回应。翻译是人类跨文化交流的一种根本存在方式，从这个高度来谈翻译就不会囿于形式。北京外国语大学王克非教授表示，翻译既是从一种语言出发到另一种语言，也是从一种文化到另一种文化，而且还会继续发酵，继续发挥作用。翻译研究的基本思想就是“移花接木，催生异彩”，移花接木是引进，这只是过程，目的是催生异彩，本土文学或社会思想只有在接受了异域作品的影响之后才会发生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因此翻译研究不能仅限于描述过程，还要关注译介活动发生后的影响。除了研究翻译和文化的关系之外，翻译对语言的影响也是值得研究的，包括平行和类比语料库的双语语料库的建设对翻译研究具有促进作用，通过类比语料更能凸显翻译语言对中文的影响。 在整个会议的讨论过程中，各位专家畅所欲言不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四川外国语大学廖七一教授专门对国内翻译批评的情况进行了梳理。他发现一些脚踏实地研究具体问题的文章转引率非常低，而事实上这些研究才是翻译的根本，翻译理论并不是终极目标，只是观察具体翻译现象和翻译问题的工具，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要研究翻译的实际问题。西方的翻译理论需要重视，其中确实有许多普适性的观点，但是本土的研究也非常重要，因为中国文化的翻译中存在很多地域性的知识，对于这方面的挖掘和阐释还做得不够。廖教授认为，我国翻译批评研究过于侧重于建构宏大的、系统的、完整的翻译批评体系，热衷于做规定性的研究，而事实上，翻译批评本身虽然是规定性的，但是对翻译批评的研究应该是描述性的。此外，翻译研究过多关注横向移植，忽视对我国自身的传统进行现代化的阐释，比如，用政治节点对中国翻译史的阶段进行划分是常见的做法，这虽然有助于反映翻译和社会的互动，但却不能清晰地展现翻译理论的发展史，如果以翻译事件为历史节点进行划分则更有延续性；又如，直译的政治化、神化是怎样形成的；晚清到“五四”的20年间，翻译风气、翻译规范、翻译批评的标准观念如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等等。总之，中国实际的翻译问题是翻译批评应该给予关注的，也许从这类地域性的研究中也可以提炼出规律，进而对翻译的整体研究有所借鉴。 中山大学王东风教授认为，在对西方理论的接受方面，翻译学科还是做得比较成功的，现在应该是到了做综合研究的阶段。一方面，对语言翻译问题的研究主要是跟着西方走，因此对这个问题的自主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另一方面，翻译对文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历史方面，中国学者在翻译对历史进程影响方面的研究很有本土特色。王教授指出，在当下的翻译研究语境中，对具体的、细节的问题的研究应该提上议事日程，“知识考古”很有意义，可以在具体的文化背景中考察翻译和文化的关系。
香港浸会大学谭载喜教授特别对翻译栏目的策划提出了建议。他认为自由选题和规划选题都是需要的，既要鼓励自由的学术气氛，但一定的计划性也是必要的。可以通过征文启事明示编辑部的意向，或者由编辑部统筹后通过专家来组稿，也可以直接由专家选题并组稿。但无论何种渠道的论文，通过专家匿名评审是基本的编辑原则，只有这样学术期刊才有底气参与真正的国际间的学术对话。谭教授特别肯定了《外国语》多年来在这方面的坚持。关于翻译研究的方向问题，谭教授强调要淡化西方和民族的划分，应该关注翻译理论本身，关注研究翻译的手段是否科学。另外在着手研究翻译的时候，首先要廓清研究的范围，谈语言翻译不排除文化因素的影响，语言只是载体；同时翻译的本体研究不会过时，不同的时代可以有不同的阐释。
香港理工大学朱志瑜教授在综述各位专家观点的基础上，特别对几个对立的概念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语言和文化，他认为很难明确划界为语言是内部的，文化是外部的；再比如，无需将原创和引进进行对立，其实翻译研究只有一个平台，不分外国和中国，无所谓中国特色还是跟着西方走，况且我们对国外的很多理论并未阐释清楚；还有就是翻译和其他学科的关系：其实跨学科是翻译乃至文科研究的一个典型特点，其他学科可以丰富翻译的研究，反过来翻译也会影响其他学科的发展。朱教授还对翻译栏目建设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翻译理论诚然重要，但翻译批评也是不可或缺的，而国内恰恰在翻译批评方面发展不健康，其实批评不一定要涉及整体规划，可以没有高深的批评理论，评判具体文本的好坏也是译界所需要的。如果编辑密切关注当下争论的焦点、有影响的新译作，并给出命题，应该会得到翻译研究者及爱好者的回应。华东师范大学袁筱一教授概括了中国近20年来翻译研究的三大领域：一是翻译的基本问题，翻译应该是一种跨文化的存在，翻译研究没有既定的理论体系、研究范式，是开放的，翻译的核心问题可以一直探讨下去；二是翻译学科建设，翻译和语言习得的关系；三是和翻译事件相关的问题，翻译研究者们已经站在历史的高度在进行研究，包括翻译史、翻译批评，其实翻译批评本身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对当下的翻译事件作出迅速的反应，而这种反应必然会和翻译的基本问题或翻译学科产生联系。袁教授强调事件是需要构建和引导的，但这种引导不是为了规范，而是为了引起思考。仲伟合教授在发言中重点阐述了翻译学科建设的问题。他认为翻译学无疑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存在，具有典型的新兴、交叉学科的特点，目前应该对翻译学科的内涵和研究方向作更为深入的探讨。仲教授呼吁翻译界的专家学者尽可能从事一些应用层面的理论研究，如翻译教育就有很大的研究空间。目前翻译专业教育还是一片乱象，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人才培养理念不清；2）人才培养方案不妥；3）师资队伍建设不强；4）教学方式方法不新；5）实践教育不强；6）管理方法没有创新；7）职业资格证书不接。最后，仲教授强调要关注翻译教育的两个转变，即从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到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的转变，以及翻译成为语言服务（language service）的核心部分的转变。
会议最后，许钧教授对各位专家的发言做了简要的总结。他认为各位专家的观点体现了他们对翻译的思考，而学术观点的不一致是高层论坛的普遍特点，也正是学术生命力之所在。翻译研究基本的途径就是从翻译热点事件出发，激活翻译理论的思考，具体而言，翻译研究的两头都要细化，语言、文化、文学研究都是必要的。总之，各位专家能够站在时代的高度，把握当代的脉搏，找出翻译研究的问题与困惑，进而可以清理思路，找到未来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
此次论坛上，专家们在简短的发言中能够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对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阐述了真知灼见，对翻译研究的现状以及今后的走向提出了值得借鉴的参考意见，也勾勒了翻译学科建设的蓝图。“翻译研究”是《外国语》的一个重要特色栏目，在我国翻译界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力。此次论坛的举办，对加强翻译理论界的学术交流，明确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方向，提高刊物的学术引领作用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本刊通讯员 郑敏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