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身份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已经形成了多样化研究视角或路径，如心理学(Tajfel 1982; Turner 1982)、社会学(Stryker 1987)、社会传播学(Hecht 1993)、社会心理学(Simon 2004)、社会文化语言(Bucholtz & Hall 2005)、社会语言学(Omoniyi & White 2006)、语用学(陈新仁2013, 2014, 2018; 袁周敏、陈新仁2013; 袁周敏2014; 任育新2014; 马泽军、郭雅倩2021; Ren 2020; Chen 2022)、会话分析(Antaki & Widdicombe 1998; Yu & Wu 2021; 吴亚欣2021)等视角或路径。基于这些视角或研究路径，学者们对身份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考察，包括身份的属性特征、身份的类别、身份的语言表征等。同时，在身份的长期研究中形成了两种基本观：本质主义观和建构主义观。前者认为身份是固有的、事先确定的、始终不变的，“是个体进入特定互动之前就形成了的”(Ho 2010: 2253);后者认为身份是社会构体，是“通过言语互动的动态过程建构的”(Baxter 2016: 46)，是持续不断的过程(Ho 2010)。

建构主义身份观已经得到普遍认可，成为身份研究的主流(De Fina 2006; Van De Mieroop 2008; Joseph 2016; Preece 2016)。言语交际中，身份建构观的具体体现主要是动态性和协商性。动态性主要强调身份建构是在会话展开过程中进行的(De Fina 2006; Baxter 2016; Van De Mieroop & Schnurr 2018)，是在交际的时间维度上动态展开的(任育新2014)，同时还体现在身份的动态转换上(Van De Mieroop 2007; Joseph 2016; 任育新2014)。协商性主要指身份是交际双方协商建构的(Joseph 2016; Donaghue 2018; Jones & Beck 2020; Yu & Wu 2021)，协商性意味着身份建构过程中交际双方的共同参与(Van De Mieroop 2008; Schnurr & Zayts 2011; Ren 2020; Chen 2022; 袁周敏2016; 吴亚欣2021)。那么，交际双方(或多方)如何共同参与身份建构呢？纵观身份建构研究，特别是聚焦身份协商、身份共建(co-construction)或身份联合建构(joint construction)的相关研究，对交际者共同参与身份建构的情况以描述现象为主，对其具体运作机制缺乏理论关照; 而且对身份协商或身份共建的描述多从具体实例的分析需要出发，对交际双方(或多方)共同参与身份建构的各种复杂情况缺乏系统考察。

鉴于此，本研究将基于Arundale(1999, 2006, 2010)提出的联合共构交际模式(The Conjoint Co-constituting Model of Communication)，对言语交际中交际双方(或多方)共同参与身份建构的情况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系统的理论阐释，探究身份联合共构的运作机制，从而拓展身份建构研究的理论视角。

2.   联合共构交际模式

强调意义生成过程中交际者共同参与是不少研究者秉持的基本理念。Thomas (1995)指出了言语行为的协同性本质特征，强调听话人在言语行为成功实施过程中所做的贡献，她指出“意义不是给定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听话人建构的”(Thomas 1995: 203)。在Meaning in Interaction: An Introduction to Pragmatics的结语中，Thomas (1995: 208)再次明确强调：“意义生成的过程是说话人和听话人共同的成果，这就是我所指的‘互动中的意义’”。Van De Mieroop & Schnurr (2014)指出，为了在绩效评价面试中成功实施领导行为，就需要被面试者在意义协商和惯例化应答的建构上进行协同合作。Haugh & Culpeper (2018: 221)同样强调了“他人”(即除说话人之外的参与者)对互动意义构建的重要性，他们指出，“互动语用学最感兴趣的是语用形式、功能及语境的专门配置引发的互动意义，也就是，他人通过说(以及不说) 什么，以及其如何说，从而使其承担责任”。

Arundale(1999, 2006, 2010)提出的联合共构交际模式更是将听话人对会话中意义建构所做的贡献突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该交际模式将互动看作是话语序列的互动成果，主要回答“在日常会话中参与者如何实现意义和行为？”(Arundale 2010: 2080)。该交际模式强调，“会话的序列性由两人或多人话语的相邻布局形成。联合共构包含交互制约、两人[交际双方]的解读过程和[话语]设计过程相互交织、产生非终结性结果……对‘交际’的界定不是意义和行为的共构，而是意义和行为的联合共构”(Arundale 2010: 2085)。

该交际模式突显参与者而非分析者视角，有三个核心原则，即相邻布局原则(The Adjacent Placement Principle，缩略为APP)、序列解读原则(The Sequential Interpreting Principle，缩略为SIP)、受者设计原则(The Recipient Design Principle，缩略为RDP)。相邻布局原则源于会话的序列原则，强调参与者视角下会话的相邻、紧接、渐进; 序列解读原则强调听话人对话语的解读置于序列中相互毗邻的话语中; 受者设计原则强调说话人基于对他人(主要指前一个说话人)话语的解读和他人可能的期待而设计形成自己的话语，突显参与者视角(Arundale 2010: 2081-2083)。总之，会话中的意义是由交际双方在会话过程中联合共构的，说话人产出话语之后就会有一定期待，而听话人对(说话人)之前话语的解读会直接影响其后续话语的设计及产出。试看Arundale (2006: 196)举的一个例子：说者(第一位说话人)说出“That’s a nice jumper.”，如果听者(第二位说话人)接着说“You can’t borrow it.”，那么双方一起交互实现了将第一句话作为请求的有效解读; 但假定听者(第二位说话人)接着说“Thanks.”，那么双方一起联合共构了将第一句话作为恭维的有效解读。再比较以下两例(均为真实语料，两个交际事件的发生先后相隔约5分钟。均做了匿名处理。)：

(1) (场景：中午快下班时A在办公大楼走廊碰到B等电梯。)

A：小王。

B：陈老师。

A：下雨了。

B：我带伞了。谢谢陈老师！Byebye.

B将A的话语“下雨了”解读为提醒。尽管“下雨了”只是对天气的客观描述，但A实施了“提醒”言语行为，即提醒听话人带雨伞，是以言行事语力很弱的暗示，A的期待就是B能将之解读为提醒。B以其对之前A的话语(即“下雨了”)的解读为基础，选择设计了后续话语，即“我带伞了”，并通过致谢行为(即“谢谢陈老师！”)进一步强化之前的解读，从而实现了意义的联合共构。

(2) (场景：中午快下班时A在办公大楼走廊碰到C等电梯。)

A：小李。

C：陈老师好！

A：下雨了。

C：就是下雨了。

A：别忘了带伞。

C：带了，谢谢呵呵。

C将A的话语“下雨了”解读为对天气的客观描述，因此其选择设计的话语内容也是对天气的客观描述，即“就是下雨了”。发现C的解读与自己期待的解读(即对“提醒”的回应)不一致，A又基于C的话语设计后续话语，选择以更加直接的方式进行提醒，即“别忘了带伞”。

通过以上两例的比较可以看出，听话人对话语意义构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两例中对“下雨了”解读为“提醒”或“对天气的描述”是“听话人使之然”(Thomas 1995: 198)。这是以往研究中重视不够的方面，而联合共构交际模式高度突显了听话人的贡献，话语的意义和交际行为是参与者联合共构的。

Arundale (1999)提出，其构建联合共构交际模式的主要目的是提出一种不同于Brown & Levinson (1987)面子理论的研究视角，他将其称之为面子构成理论(Face Constituting Theory)。他认为，编码-解码交际模式以及编码-解码仍在发挥作用的推理模式等都将语言使用视为一个个单一、孤立的行为，难以很好地解释语言使用的会话互动情形，而Brown & Levinson (1987)的面子理论是根植于编码-解码交际模式的礼貌理论，因此需要新的理论来探讨互动中的面子问题。Arundale (2006)将面子视为一种关系现象和互动现象，是互动的结果(interactional achievement)。面子构成理论基于“人类互动是联合共构的”这个假定(Arundale 2010: 2092)，从而以不同于Brown & Levinson和其他学者的方式为“(不)礼貌现象的解释提供理据”(Arundale 2010: 2103)。

基于联合共构交际模式，Haugh(2007a, 2007b, 2013, 2015)对礼貌和不礼貌进行了一系列研究。他认为，该模式可以为礼貌研究提供一个“更富有成效的框架”，因为“该模式与把(不)礼貌视为参与者以协同、非终结性的方式而互动取得(interactionally achieved)的界定是一致的”(Haugh 2007a: 309)。他在联合共构交际模式框架下对礼貌含义进行了考察，认为“礼貌含义在互动序列展开中由交际者共同构建”(Haugh 2007b: 97)，受者设计原则可用来描述说话人礼貌含义的投射过程，序列解读原则可用来描述听话人礼貌含义解读的过程，相邻布局原则可以使参与者的话语连环相扣，从而使礼貌含义的非终结性特征显而易见。

虽然，联合共构交际模式及其在此模式之下的面子构成理论目前主要用于探讨面子和(不)礼貌现象，但Arundale (1999: 129)本人也明确指出，联合共构交际模式不仅仅局限于分析语言行为，也可以分析非语言行为。我们认为，联合共构交际模式同样可以对会话互动中的身份建构进行很好地描述和解释，从而为身份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3.   言语交际中身份的联合共构

3.1   身份联合共构的特征及运作机制

联合共构交际模式有三个核心原则，即相邻布局原则、序列解读原则、受者设计原则。我们将依据这三个核心原则，通过实例分析说明会话互动中身份的联合共构特征。试看下例(陈新仁2004: 45)：

(3) (康熙御驾亲征，不幸染上重疾。留守的太子在索相的怂恿下企图提前登基，后被康复了的康熙获悉。)

太子：皇阿玛，我错了。

康熙：不要叫我皇阿玛，叫我皇上。

太子：皇上，儿臣错了，请皇上降罪。

此例已成为身份建构研究中的一个经典例子(任育新2014; 袁周敏2016)。此例中，太子知道自己企图提前登基的行为有谋权篡位之嫌，后果非常严重。在此情境下，他选择了突显“父-子”关系，通过“皇阿玛”建构了康熙的“父亲”身份，同时隐性建构了自己作为儿子的身份，并基于此身份关系进行认错。在紧接的回应话语中，康熙通过“不要叫我皇阿玛”直接拒绝了太子之前为其建构的“父亲”身份，而是选择突显“君-臣”关系，通过“叫我皇上”建构了自己“皇帝”的身份，同时隐性建构了太子“臣子”的身份。在后续回应话语中，通过称呼康熙“皇上”，太子建构了康熙的“皇帝”身份，同时也通过“儿臣”直接建构了自己“臣子”的身份，突显了“君-臣”关系，并以“臣子”身份进行认错，并请“君”降罪。

从联合共构交际模式来看，太子为康熙建构的“父亲”身份，在紧随的回应话语序列中遭到康熙的拒绝，随后康熙建构了自己“皇帝”的身份，在紧接的回应话语序列中，太子顺应了康熙选择突显的“君-臣”关系，建构了康熙“皇帝”的身份和自己作为“臣子”的身份。从突显“父-子”关系到突显“君-臣”关系，从建构“父亲”身份到建构“皇帝”身份，体现了会话互动中“身份的调整以及协商和再协商”(任育新2014: 54)，反映了身份建构过程相邻、紧接、渐进的特征，体现了联合共构交际模式的“相邻布局原则”。另外，太子在会话之始为康熙建构了“父亲”身份、选择突显“父-子”关系，其隐含意义是希望康熙对其从轻处置; 康熙解读出了太子为其建构“父亲”身份的意图，因此在其回应序列直接拒绝了太子为其建构的“父亲”身份，而是选择了突显“君-臣”关系，建构了自己“皇帝”的身份，极大地拉开了自己和太子之间的社会距离，其隐含意义是不会从轻惩处太子企图提前登基的严重错误行为; 太子也解读出了康熙选择突显“君-臣”关系、建构“皇帝”身份的意图，在当前语境默认的权势关系下，太子只能选择顺应，因此在其回应序列中也建构了康熙的“皇帝”身份和自己的“臣子”身份。这些体现了联合共构交际模式的“序列解读原则”和“受者设计原则”。就整个交际过程来看，无论是“父-子”关系的突显和“父亲”身份的建构，还是“君-臣”关系的突显和“皇帝”“臣子”身份的建构，都离不开交际双方对交互建构的身份的选择和解读，身份建构过程交互制约，交际双方共同参与、联合协同。

另外，对于此例中这种交际者通过建构某一身份而产生的含义，我们可以借鉴Haugh(2007b, 2015)界定“礼貌含义”(politeness implicature)的做法，将其界定为“身份含义”(identity implicature)，即身份含义依托于交际互动中某一身份的建构，是在交际双方(或多方)联合协同互动中产生的。我们再看下例：

(4) (情景：A打电话)

A：您好！请问是XXX大学排行数据查询中心吗？

B：是的。

A：哦，您好！我是XXX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负责人，我想麻烦问一下……

B：你稍等，我看一下。

A向交际对象(即电话接听者)B实施了问询行为，B基于A的话语做出了回应(“是的”)。在此过程中，A借助转喻机制，以机构转指工作人员，B回应予以认可，A和B之间一问一答联合共构了B的身份，即B是“XXX大学排行数据查询中心工作人员”的身份，同时A也建构了自己咨询者的身份。在紧随的话语序列中，A突显了自己“XXX大学外国语学院负责人”的身份，以实现其进行咨询的目的，充分体现出身份乃是行事的资源(陈新仁2018; 任育新2014; Chen 2022)。B接受了A的身份，即双方在联合协同互动中建构了A是“XXX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负责人”的身份。

此过程同样体现了“相邻布局原则”“序列解读原则”和“受者设计原则”。A的问询行为建构了自己的咨询者身份，同时拟建构B查询中心工作人员的身份，而B作为听者，对A的问询行为进行了回应，体现了B对A意图的充分理解，即A拟进行信息咨询，建构了A信息咨询者的身份，同时也使A拟建构的B查询中心工作人员的身份得以实现。A的问询行为和B的回应共同建构了B的查询中心工作人员身份，这是A和B联合协同互动的结果。在接下来的会话中，A通过自我介绍，建构了自己“XXX大学外国语学院负责人”的身份，而B的回应则突显了对A身份的认可，这同样是A和B联合协同互动的结果。这个交际过程体现了A和B身份的联合共构的特征，也体现了会话中交际者身份的动态性、“非终结性”特征。

以上两例表明，交际双方的身份建构在会话序列中互为基础、相互交织、交互制约、动态变化，体现了联合共构的特征。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两个例子中身份的联合共构也存在一些细微差异。

例(3)中康熙拒绝了太子为其建构的“父亲”身份，而自己选择建构了“皇帝”身份，最后太子顺应了康熙选择突显的“君-臣”关系，建构了康熙的“皇帝”身份和自己的“臣子”身份。这种情形正如Tracy & Robles (2013: 28)指出的，“说话人言谈中为会话对象建构身份并不意味着会话对象必须接受此身份，会话对象可能会拒绝这个身份或者对其进行调整”。此过程体现了交际双方在协同互动中对身份的协商。Donaghue (2018)考察的语言教师Eric和两位督导之一S2之间在教学反馈互动中的身份建构也是非常典型的身份协商的案例。在其互动中(Extract 1-7) (请参阅Donaghue 2018: 104-110)，Eric首先通过各种语言策略为自己建构了知识渊博的、有经验的、能反思教学的教师身份(Extract 1);但Eric建构的这些身份受到了S2的质疑和挑战，S2为Eric建构了一个能力不足的指导者的身份，同时为自己建构了问题识别者、问题解决者以及建议者的身份(Extract 2);对此，Eric进行了辩解，抵制S2为其建构的能力不足的指导者的身份，重申了其知识渊博的、有经验的教师身份，但同时认可了S2问题识别者、解决者以及建议者的身份，同时为自己建构了一个新身份——建议寻求者(Extracts 3-4);随后，S2针对Eric的问题提出建议，建构了自己建议者的身份，同时Eric也接受S2的建议，建构了自己建议接受者的身份(Extracts 5-7)。整个过程是交际双方不断协商、共同参与，在协同互动中联合建构身份的过程。

与例(3)及Donaghue (2018)研究中身份协商建构不同，例(4)中交际双方身份联合共构不存在对所建构身份的拒绝或抵制，更多体现的是交际双方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共同有效的努力。因此，我们可以将前一种情形视为身份的协商建构(identity negotiation)，即交际双方在身份建构中进行协商，最终得以认可或达成一致; 而例(4)的情形可视为身份的协作建构(identity coordination)。

然而，无论是身份的协商建构或是协作建构都是在交际双方(或多方)联合协同互动(conjoint, collaborative interaction)中实现的，均体现了联合共构交际模式的三个核心原则，联合共构交际模式可以为身份动态建构研究提供理论视角，协商和协作可视为会话互动中身份联合共构的两类具体运作机制。当然，身份建构本就是极其复杂的过程，我们将从交际者协同参与度和交际者/非交际者身份建构两个方面进一步说明会话互动中身份的联合共构，以更深入全面地呈现联合共构交际模式对身份动态建构的解释力。

3.2   身份联合共构中交际者的协同参与度

“语言使用实际上是一种联合行为(joint action)。一个联合行为是由全体成员相互协作行动而实现的”(Clark 1996: 3)。身份的联合共构突显的是交际双方(或多方)的协同参与，但交际者的参与程度往往会有所差异。根据身份建构发起者及身份建构对象的不同，我们将交际参与者身份建构分为发起者发起交际对象的身份建构和发起者发起自我的身份建构。从联合共构的角度来看，交际一方发起身份建构，另一方参与，只不过参与程度可能会有所不同：一种情形是发起者进行主要建构，参与贡献度很高，另一方默认，参与贡献度较低; 另一种情形是发起者和另一方参与度都很高。另外，身份的联合共构过程中以显性或直接话语策略进行的身份建构，我们视之为显性建构; 而把隐性或间接话语策略进行的身份建构视为隐性建构(Van De Mieroop 2008; Li & Ran 2016)。除了话语策略之外，显性和隐性还体现在身份的交互建构上，即(显性或隐性)建构自我或交际对象身份的同时，也(隐性或显性)建构了交际对象或自我的身份。以下对两种情形及身份显性/隐性建构进行说明。

1) 说话人发起建构交际对象的身份，听话人(显性/隐性)协同建构。

前文例(3)中，太子发起了交际对象——康熙的身份建构，康熙基于太子的话语做出回应，拒绝了太子为其建构的“父亲”身份; 在康熙为自己建构“皇帝”身份后，太子迫于情势进行顺应，也建构了康熙的“皇帝”身份和自己的“臣子”身份。在此过程中，双方均采用了非常显性的话语方式——称呼语(即“皇阿玛”“皇上”“儿臣”)建构身份，且双方参与度都非常高。再看下例：

(5) (情景：学术会议大会报告)

A：下面我们有请XXX大学的XXX教授做大会发言。XXX教授大家都很熟悉，但我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

B：谢谢主持人。

A的交际对象是听众和XXX教授。A通过“下面我们有请XXX大学的XXX教授做大会发言”显性建构了B大会发言专家的身份，同时间接(隐性)建构了自己会议主持人的身份; 接着B实施了感谢行为——“谢谢主持人”，其直接交际对象为A，以显性方式建构了A会议主持人的身份，同时隐性建构了自己大会发言专家的身份。过程可图示如下：

图  1  A和B身份建构方式及动态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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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A的会议主持人身份，还是B的大会发言专家身份，都是A和B双方交互协作、共同参与建构的，是双方在联合协同互动中实现的，同时也体现了不同身份的建构方式和话语策略在直接程度上的差异。

2) 说话人发起建构自我的身份，听话人(显性/隐性)协同建构。

言语交际中，说话人也会主动发起自我的身份建构。前文例(4)中，A的话语——“我是XXX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负责人”，就是A以直接方式和显性话语策略发起的自我身份建构。再看下例：

(6) (场景：办公楼走廊)

A：院长好！

B：你忙啥呢？

A：我去办公室值班。

B：哦，好。以后喊“老师”。

A：嗯嗯，老师再见。

B：好，拜拜。

A首先发起并建构了B的“院长”身份，属于“说话人发起交际对象身份建构”的情形，B默认了A为其(B)建构的身份，以隐性的方式共同参与建构了自己“院长”的身份; 接下来的会话中，B自我发起了自己的身份建构，即“以后喊老师”，突显了自己“老师”的身份，A表示认可(“嗯嗯”)，并通过“老师再见”进一步强化了B发起并为自己建构的“老师”身份，A也以显性方式共同参与建构了B的“老师”身份。

虽然B的身份建构的发起者不同，在不同话语序列中A和B共同协作建构了B的不同身份，即“院长”和“老师”。当然，就整个交际过程来看，也表现出了身份协商建构的特征，即从“院长”到“老师”身份的调整与协商。另外，“院长”身份建构中，A进行显性建构、B以默认进行隐性建构; “老师”身份建构中，B和A都进行显性建构。同时，在整个会话过程中，也以隐性方式建构了A的学生身份，这是身份建构交互性特征的体现(Van De Mieroop 2008; Li & Ran 2016; 任育新2014; 李成团、冉永平2017)，即说话人在为自己建构身份的同时也建构了听话人的身份，反之亦然，因为社会网络中的交际双方总是以关系联结。

3.3   言语交际参与者及非参与者身份的联合共构

身份一般涉及说话人(或作者)身份、听话人(或读者)身份、他者身份(袁周敏2016; 陈新仁2020; 袁春波、陈新仁2021)，交际参与者并非总是在建构自己的身份，也会建构“他者”身份并进行突显。从此角度切入，身份建构的情形可分为两大类：交际参与者身份建构、非交际参与者(即“他者”)身份建构。前文讨论的各例均属于交际参与者身份建构，此处我们重点说明非交际参与者身份建构情况。但为了更好地进行对照，我们也拟再次说明交际参与者身份建构，只不过所举例子涉及的是多方交际的情形，与前文各例有所不同。

3.3.1   交际参与者身份建构

(7) (情景：A向B介绍C。均做了匿名处理。)

A：这是我们主任。

C：没有没有，同事同事呵呵。

B：王主任您好！

C：您好！您好！(B、C握手)

A向B介绍C，发起了C的身份建构，C没有直接认可A为其建构的“主任”身份，自己又发起了自己的身份建构，选择突显了与A的同事关系，即建构的是A的同事的身份，以保持和A之间较近的社会距离，突显与A之间平等的权势关系(任育新2015)。但在后续会话中，B以A为C建构的身份为基础，发起了C的身份建构(即“王主任您好！”)，C最终默认了A (最初)和B为其建构的“主任”身份。此过程体现了交际双方/多方联合共构身份的特征，不管是对所建构身份的抵制、默认(认可)或是重新建构都体现了交际双方(甚至多方)的联合协同。

3.3.2   非交际参与者(“他者”)身份建构

非交际参与者的身份建构主要是交际双方(或多方)在谈论“他者”时发生(陈新仁2020; 袁春波、陈新仁2021)。例如：

(8) (情景：专家报告，两听众小声议论)

A：这个人讲的啥嘛！还专家呢，就这水平！

B：就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当前交际语境下，交际参与者是A和B，“做报告的专家”不参与当前交际，只是A和B谈论的对象，是“他者”。此交际中，A发起并建构了报告人不合格的专家身份。B认可A为报告人建构的身份，同时以报告内容“一点意思都没有”强化了报告人不合格的专家身份。在此过程中，A、B均以显性方式和话语策略建构了报告人的身份，通过A建构、B认可并强化的方式交际双方共同积极参与，协作建构了报告人不合格专家的身份。当然，A和B还建构了自己作为听众的身份，只不过是以隐性方式进行的建构。此外，也可能会发生如下会话：

(9) (情景：专家报告，两听众小声议论)

A：这个人讲的啥嘛！还专家呢，就这水平！

B：好着呢呀，我觉得挺有启发的。

A发起并建构了学术报告人不合格专家的身份。B并未认可A为学术报告人建构的身份，而是重新建构了学术报告人合格或是优秀专家的身份。在此过程中，A、B均以显性的方式建构了学术报告人的身份，但其模式不同于例(8)，而是以A建构、B未认可并进行重构的方式建构了学术报告人的身份，A和B在报告人身份的建构上未达成一致、试图协商，但双方都积极参与“他者”身份的建构，整个过程同样体现了身份的联合共构特征，即双方共同参与、联合协同。

4.   结语

本研究聚焦身份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身份动态建构过程，尝试运用Arundale(1999, 2006, 2010)提出的联合共构交际模式考察会话互动中的身份建构过程，从交际参与者视角出发，重点关注交际双方(或多方)如何共同参与身份动态建构。研究表明，联合共构交际模式可以很好地描述和解释会话互动中的身份动态建构。身份建构在交际双方(或多方的)会话序列中互为基础、相互交织、交互制约、动态变化; 身份的动态建构可以通过交际参与者协商或协作得以实现; 身份是交际双方(或多方)联合协同互动的结果，具有“非终结性”特征。身份的联合共构过程中，身份建构的发起者和协同者的参与程度可能会有差异，身份建构的方式和话语策略也会存在隐性和显性的差异。另外，会话互动中“他者”身份的建构同样体现了联合共构的特征。

身份的联合共构从根本上受两方面因素的驱动。一是会话互动本身的需要，言谈应对中交际者的社会行为都是在会话序列中发生的(Schegloff 2007; 吴亚欣2021)，而作为理解社会行为的会话序列语境是由交际双方共同建构的(吴亚欣2021)，相邻话语和行为在序列上相互依存(Arundale 2013)，需要交际双方联合协同，意义传达、面子工作、礼貌含义等都是在“说话人和听话人联合协同互动”中实现的(Huagh 2007b: 84)，会话互动中的身份建构同样如此。二是满足当前交际目标的需要，身份的选择、建构及其解读体现的是交际参与者对交易型目标和人际目标(任育新2015)的关切，体现的是对“身份准则”(Maxim of Identity)的遵循或违反，即“当前交际语境下以合适的身份进行交际”(Chen 2022: 47)。

总之，联合共构交际模式对会话互动中的身份动态建构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可以更细致入微地描述和解释日常会话和机构会话中的身份动态建构，从而为身份建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本研究可视作是以身份建构为切入点的语用学和会话分析界面研究的探索(Drew 2018)。以后的研究可进一步考察不同情景下日常会话和机构会话中身份联合共构的运作机制及“身份含义”的传达与理解，同时还可将联合共构交际模式拓展到会话互动中其他交际现象的探索中，如可以从联合共构视角探讨会话中权势关系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