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aphor Correction in Chinese: A Cognitive-pragmatic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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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隐喻修正是指语言使用者对某种不恰当的隐喻进行否定并将其替换为更合适的隐喻的语言现象。汉语中常见的隐喻修正句为“X不是M1，（而）是M2”（M为隐喻性表达）。本文首先考察汉语隐喻修正句的形式和语义特征，然后从认知语用学角度构建其“概念语用模型”，并结合个案分析阐释其语义机制，最后探讨该现象的制约原则。隐喻修正涉及M1和M2激活的两个源域与同一靶域之间的交替映射，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语义表征（包括隐喻义和隐含义）之间的对比和替代关系。该现象的语义建构不仅受到隐喻映射原则的制约，而且还受到关联原则和对称原则的制约。本研究有助于从描写和解释两个方面深化汉语隐喻修正现象研究，从而丰富学界对真实语篇中隐喻使用动态性的理解。
Abstract:Metaphor correction refers to the linguistic phenomenon in which language users refute an inappropriate metaphor and replace it with a more suitable one. In Chinese, a common metaphor correction sentence is “X bushi M1, (er)shi M2” (where M represents a metaphorical expression). This paper begins by examining the formal and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metaphor correction in Chinese. It then proposes a “Conceptual-pragmatic Model” that explains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pragmatics, and clarifies its meaning mechanism through a case study. Finally, it explores the principles that govern this phenomenon. Metaphor correction involves alternating mappings between two source domains activated by M1 and M2 and the same target domain, as well as the contrastive and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eaning representations (including the metaphorical sense and the derived implicatures) that are formed on this basis. The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s constrained not only by the principles of metaphorical mapping but also by the relevance principle and the symmetry principle.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metaphor correction in Chinese, both descriptively and explanatorily, thereby 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dynamic use of metaphor in authentic 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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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 metaphor /
- metaphor correction /
- cognitive prag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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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隐喻一直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Lakoff & Johnson（1980）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颠覆了我们对隐喻的传统认识，将其从一种修辞手段提升至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基本方式。该理论极大地拓宽了学界对隐喻的理解，但其研究重点在于抽象的隐喻模式和隐喻运作的普遍机制，对隐喻在实际语言使用中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关注不足。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真实语篇中隐喻的表征形式、语用功能和运作机制（如Cameron 2003； Musolff 2004，2006； Deignan 2005； Semino 2008，2017；张传睿、徐慈华、黄略 2021）。Gibbs（2016）对多种源域描述同一靶域的混喻现象进行了分析，但此类研究主要探讨隐喻的并存与融合，不太关注说话者在不同隐喻表达间的动态选择和取舍过程。认知主体由于知识背景、兴趣爱好和个人经历等方面的差异，往往使用不同隐喻描述同一事物（Kövecses 2020：99）。即使是同一认知主体，由于交际目的不同，对同一事物的隐喻方式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当说话者发现某个隐喻无法准确表达其交际意图时，通常会否定其适用性，并选择其他更合适的隐喻。该现象广泛出现在口语和书面语中，然而迄今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例如：
（1）董天年说，“陈文洪是个人才呀，要用得好，得有你这么个抓得住缰绳的主帅。”“我可不是主帅，是先锋。”秦震眯着两眼笑了。（BCC语料库）
（2）“这是送羊入虎口。”中岛反驳说。“巴格！皇军不是绵羊，是老虎。”冈部怒不可遏地呵斥道。（BCC语料库）
（3）我们参加的不是百米赛跑，而是马拉松长跑，如果缺乏耐力，企业很可能会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突然崩溃。（CCL语料库）
（4）“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上的演讲）
以上各例均表达了同一事物的两种不同隐喻方式之间的取舍关系。为实现其交际意图，说话者首先否定某个喻体的适宜性，然后引入另一个更为合适的喻体对其进行修正。这一现象集中体现了隐喻使用的动态性、可变性和语境适应性。
西方学者将由否定和肯定两个命题组成的复句称为“否定—修正句”（denial-correction）（Winter 1974：325−332）或“对比否定句”（contrastive negation）（McCawley 1991：189−206）。在汉语界，隐喻的否定现象通常被称为“否定形式的比喻”（袁毓林 1987）、“反喻”（叶景烈 1983）或“否定隐喻句”（周榕、张静宇 2014）。Hasson & Glucksberg（2006）、Giora et al.（2010）等运用心理实验分析了否定隐喻句的加工机制。然而，以上研究均未深入探讨被否定的隐喻通常是如何得以修正的。
本研究将语言使用者对隐喻进行否定并加以替换的现象称之为“隐喻修正”，重点考察现代汉语中的隐喻修正现象：首先对其形式特征和语义类型进行描写，然后从认知语用学角度构建一个理论模型，并结合个案分析阐释其语义建构过程，最后探讨该现象形成和解读的制约原则。本研究旨在从描述和解释两个层面推进汉语隐喻修正研究，丰富研究者对真实语篇中隐喻使用动态性的理解，并为未来的心理语言学和跨语言比较等研究提供参考。
2. 汉语隐喻修正句的结构特征和语义类型
2.1 汉语隐喻修正句的结构特征
隐喻修正现象按照初始隐喻在语篇中的来源可分为三类：1）交互式修正，即说话者对交际对象所使用的不恰当隐喻进行调整，如例（1−2）；2）自我修正，即说话者对自己之前使用过的隐喻进行修正，如例（5）；3）预制式修正，即说话者基于对交际对象的了解，主动对其未曾言说但可能持有的、潜在的隐喻观点进行预先调整，如例（3−4）。
（5）男：你是我的太阳······不，你是我的手电筒。
女：怎么？不是说太阳吗？
男：不行，太阳普照着所有的男人。我只希望你照着我一个人。（BCC语料库）
根据前后隐喻命题是否带有比喻词，隐喻修正具有如下四种结构模式：1）明喻→明喻结构，即初始隐喻和修正隐喻均为明喻，如例（6）；2）明喻→暗喻结构，即初始隐喻为明喻，修正隐喻为暗喻，如例（7）；3）暗喻→明喻结构，即初始隐喻为暗喻，修正隐喻为明喻，如例（8）；4）“暗喻→暗喻”结构，即初始隐喻和修正隐喻皆为暗喻，如例（1−5）。
（6）大西洋集团的发展不是像一座火山那样一下子力量迸发地爆炸开来，而是像珊瑚礁一样，依靠一种日积月累的活动。（BCC语料库）
（7）当地真心感觉到我们到马六甲投资不是像摆地摊，今天来了明天走，而是要在这里扎下根。（BCC语料库）
（8）港片《廉政风云》汲取《人民的名义》，贪官不是老虎，而像老鼠。（百度搜索）
初始隐喻所处的语段（S1）和修正语段（S2）的语篇组合方式也具有多样性。其中，最常见的结构是S1为前置成分，S2为后置成分，即说话者首先否定某一喻体的恰当性，然后引入新喻体进行替换，可形式化为“X不是M1，（而）是M2”。另一种结构是S2位于前段，而S1置于后段，以突显修正后的隐喻命题所表达的信息，例如：
（9）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习近平在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上的讲话）
（10）台湾是终将回家的游子，而不应是被人利用的棋子，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王毅在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的讲话）
除了常见的“不”外，汉语中还存在其他表达否定意义的语言标记，包括“没”“哪里”“什么”“还”“别”等。隐喻修正也时常出现在这些词所引导的否定语境中，例如：
（11）最后算了一下这100辆车的百米加速，根本不是6.66，而是8.88秒！这哪里是小钢炮，这是坦克！（BCC语料库）
（12）不过想想老板雷厉风行、残忍无比的手段，Celina果断地摇摇头：“什么白马王子，人间阎王还差不多。”（BCC语料库）
（13）就你那德性，除了我这么傻的谁看得上你？还鹅蛋脸呢，有松花蛋脸就不错了。（CCL语料库）
当然，并非所有修正句都有显而易见的语言标记。以（14）为例，该句并没有使用否定或修正词汇来标记被修正命题和修正命题，听众需要依据语境来推知“杂货铺”和“超市”这两个隐喻之间存在的隐性修正关系。
（14）张云雷：你这肚子就是杂货铺，什么都懂。
杨九郎：我这是超市。 （德云社相声节目）
根据修正的频次，隐喻修正句还可以分为单次修正和多次修正两种类型。大多数隐喻修正属于单次修正，即修正语段中仅含有一个隐喻表达。但是，有些情况下说话者在同一语篇中也会对初始隐喻进行多次修正，从而使描述更加立体和丰富。例如：
（15）给领导干部送金钱的，送的不是甜蜜，而是毒药、炸弹、手铐。（CCL语料库）
（16）人权不是脂粉，搽在脸上让人看，而是袋中米、篮中菜，是碗中羹、盘中餐。（CCL语料库）
2.2 汉语隐喻修正句的语义特征
根据隐喻规约性程度，隐喻可分为规约隐喻和新奇隐喻两种类型（Kövecses 2002：29−32）。规约隐喻是指已经成为语言系统的一部分且被大多数语言社团成员广泛接受的隐喻表达。新奇隐喻是指基于个体创造性和想象力而形成的隐喻表达，尚未得到言语社团的广泛接受。根据初始隐喻（M1）和修正隐喻（M2）的规约性程度，隐喻修正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1）M1和M2均为规约隐喻。例如，（17）句中的“小诸葛”和“老狐狸”与（18）句中的“画蛇添足”和“画龙点睛”都是汉语中的成语，属于规约性较强的隐喻表达。
（17）你倒是避重就轻，关键问题全都推给了张向华来承担，我看你就不是小诸葛，而是老狐狸。（BCC语料库）
（18）在市场经济前加上社会主义，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鲜明地表现出了我们搞的市场经济的性质。（BCC语料库）
2）M1为规约隐喻，M2为新奇隐喻。例如，（19）中“泼了一盆冷水”和（20）中“腾笼换鸟”都属于隐喻性习语，而“泼了一场倾盆大雨”和“腾笼换凤”则是对两者进行仿拟而形成的习语变体，属于新奇性较高的隐喻表达。
（19）巴西奥委会技术主任弗雷雷失望地说：“这种（比赛）结果不是给巴西人泼了一盆冷水，而是一场倾盆大雨”。（CCL语料库）
（20）施建刚的回答是：“没有其他原因，就是不断创新！”不是腾笼换鸟，而是腾笼换凤，要把有限的空间腾出来发展新兴产业在张家港。（CCL语料库）
3）M1和M2均为新奇隐喻。例如，（21）中将党派比喻成“眼睛”“鼻子”“眉毛”等身体部位，（22）将病毒比作“小偷”和“特务”。
（21）昨天有人提到，民主党派不是眼睛、鼻子，而是眉毛。眉毛是可有可无的。这种论调为什么至今还存在呢？（CCL语料库）
（22）天花病毒像一个蠢笨的小偷，大摇大摆地撞在免疫系统的电门上，而HIV不是小偷，而是一名经过特殊训练的高智能的特务，巧妙地躲避人体免疫队伍的追杀。（BCC语料库）
在隐喻修正结构中，前后隐喻命题之间的语义联系总体上分为对立、递进和并列三种关系。据此，隐喻修正现象也可以细分为对立式修正、递进式修正和并列式修正三种类型：
1）对立式修正。对立式修正中的M1和M2具有某种相反的属性或特征，前后两个隐喻命题所表达的观点、态度或情感形成鲜明对比。例如，（23）中“过街的老鼠”和“吃人的老虎”突出了怯懦和凶悍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特征，（24）中“天堂派来的天使”和“地狱派来的恶魔”则表达了在道德层面善与恶的极端对立。
（23）现在的歹徒不是过街的老鼠，是要吃人的老虎。群众手无寸铁，需要当代景阳冈上的武松−公安人员的哨棒。（CCL语料库）
（24）对于私渡者来说，大大小小的“蛇头”不是天堂派来的天使，而是地狱派来的恶魔。（CCL语料库）
2）递进式修正。递进式修正中的M1和M2具有某种相同或者相似的属性，但在程度、大小、高低、快慢等方面存在差异。例如，（25）“手榴弹”与“原子弹”相比较，后者的破坏力明显更大，形成了一种力量上的递增；而在（26）中，“蛇”与“龙”相比，后者的攻击性更强，所引发的恐惧感也更甚，因此构成了一种力量和恐惧程度的递增。
（25）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大陆出台的三十一条惠台措施不是一个手榴弹，而是一个原子弹。（《海峡两岸》节目）
（26）俗话说得好，强龙不压地头蛇！他不是地头蛇，而是地地道道的地头龙，拥有吃掉外来强龙的雄厚本钱。（BCC语料库）
3）并列式修正。并列式修正中的两个喻体既不存在截然对立的属性，也不存在级差上的层递关系。例如，（27）中“包袱”和“鞭子”分别比喻承受的压力和前进的动力；（28）中“弯道超车”和“变轨超车”分别比喻中国教育转型和发展的两种不同思路。
（27）我把这个问题带回上海来了。难道在上海我就能找到答案吗？我深深体会到自己带回来一个包袱，不，不是包袱，是一根鞭子。（BCC语料库）
（28）慕课大会就是要发出一个信号：中国不是要弯道超车，而是要变轨超车。（中国慕课大会主题报告）
3. 隐喻修正句的认知语用机制
3.1 隐喻修正句的概念语用模型构建
隐喻既是一种认知现象，又是一种语用现象（束定芳 1998）。认知语言学和语用学分别从不同角度对隐喻现象进行研究。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致力于从语言材料中概括出概念映射，不太关注隐喻使用的语境、说话者意图与交际目的等语用因素。语用学的关联理论（Sperber & Wilson 1995）则注重考察隐喻的解读过程及其制约原则和方式，但并不太关注隐喻的理解是否还涉及什么概念机制。近年来，很多学者开始探讨认知语言学与语用学理论的融合之道，从而更好地解释隐喻现象（如Tendahl 2009； Panther & Thornburg 2017； 张辉、蔡辉 2005； 项成东 2009； 陈新仁 2011）。Panther（2022）整合了两种理论视角的优势，认为概念机制和语用机制共同构成语言的推理理据性（inferential motivation），对隐喻的充分解释需同时考虑认知域映射与预设、蕴涵和隐含义等语用推理机制。他提出的“隐喻的概念语用构型”涵盖隐喻义（metaphorical sense）及其语用效果（包括隐含义）两方面的解读（Panther 2022：147）。例如，在“李丽是个狐狸精”中，狐狸精的特征被映射到李丽身上，使受话者推导出她具有“妖艳”、“狡猾”或“富有诱惑力”等特征。由于这些意义是词语所编码内容的自然延伸，因此属于“明确义”（explicature）的范畴（参见Carston 2002：349−357；张辉、蔡辉 2005）。认知域映射不仅产生明确义，在特定语境下还可能传达某些隐含义（implicature）。根据关联理论，隐含义的推导是在明确义的基础上，通过“前提—结论”模式而实现的（Sperber & Wilson 1995）。例如，若说话者B使用以上隐喻来回应A问及是否追求李丽时，该话语的解读需要激活一个前提“妖艳而狡猾的女孩非理想伴侣”，A据此推导出“B反对其追求李丽”的结论。
隐喻修正并非简单的概念替换，而是说话者对初始隐喻（M1）的源域与靶域之间映射关系进行重新评估和调整的动态过程。此过程高度依赖语境和说话者的交际意图，单纯从认知层面难以充分解释。另外，该现象涉及的语用推理有时并不仅限于明确义：在很多情况下准确理解或把握M1的语用效果，尤其是其隐含义，对于说话者选择合适的替代隐喻（M2）至关重要。M2的有效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效纠正M1所产生的语用效果偏差。隐喻修正句完整的语义解读最终依赖于前后语义表征之间的对比和替代。对比是一种认知操作，许多修辞效果（例如夸张和反讽）都源于现实与虚拟场景的映射与对比（Ruiz de Mendoza & Galera 2014：172−176；Peña & Ruiz de Mendoza 2017）。隐喻修正句也是如此，它所表达的对立、递进或并列等语义关系及其语用效果皆通过对比操作而产生。参照Panther的模型，隐喻修正句的概念语用模型可用下页图1来表示。
图1中P[X是M1]→Q[X是M2]表示前后两个隐喻命题之间的替代关系。M1和M2两个隐喻的形式与意义之间都存在象征关系，而源域与靶域之间则通过概念框架的对应在结构上体现为象似关系（iconic relation）。某个隐喻表达总是出现在特定的（语言外）情景或语言语境中（Panther 2022：146）。图1中的“当前情景/语境”是指M1被修正时所处的交际情景或语境，“目标情景/语境”则是M1的使用和理解所依托的语言环境，既包括特定的情景或上下文，也包括该隐喻惯常使用的语境或说话者设想的某种交际场景。在预制式修正中，M1未必在某个具体的语境中使用过，而是说话者所预设的，交际对象在某些场合下可能持有的想法或信念。在目标语境中，M1源域中的成分（即B1，B2，B3，…，Bn）被系统地映射到靶域的对应成分（即A1，A2，A3，…，An）上，产生隐喻义1和相应的语用效果（包括隐含义）。由于M1不能满足当前交际目的，说话者选择新的隐喻M2，建立了另一个源域（即源域2）与同一靶域之间的映射。该组映射形成了M2的隐喻义（即隐喻义2），同时也可传达说话者的隐含义及其他语用效果。由于两个源域的概念框架结构都与靶域存在一定的象似性，三个认知域之间实现了跨域联通，使得两个源域中的映射成分能够在靶域中相互对应。通过对比操作，突显出与当前语境最为相关的概念成分之间的差异，从而产生特定的语义和语用效果。
3.2 案例分析
下例是2020年7月外交部记者招待会上《环球时报》记者和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一则对话：
（29）记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连发推特，批评中国的很多政策和立场，并称针对中方的有关行为是其任内“遗产”。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遗产”？蓬佩奥留下的不是所谓“遗产”，而是遗毒吧？他的最大所谓“遗产”就是“谎言外交”。
在这段对话中，赵立坚通过“遗毒”这一隐喻修正了蓬佩奥所用的“遗产”隐喻，驳斥了蓬佩奥对任内反华政治操弄的美化表述，并重构公众对蓬佩奥及其行为的认知，展现出高超的外交语言技巧。根据上文的模型，该句背后的概念语用机制可用下页图2来表示：
如图2所示，当前语境涉及“遗产”和“遗毒”两个隐喻所激活的源域与蓬佩奥的“反华政治操弄”这个靶域之间先后建立起的两组映射。“遗产”出现在蓬佩奥的推特发言（目标语境）中，激活了一个“遗产赠予”的概念框架，包括赠予者、受益者、所赠财产与赠予后果等要素。这些概念成分被系统地映射到靶域中，与蓬佩奥、继任者、反华言行及其政治影响等成分建立起对应关系。由此产生的明确义是：蓬佩奥的反华行为具有持续而有益的政治影响。蓬佩奥在社交媒体上使用该隐喻，意在煽动某些西方政客效仿其行为、继续操弄涉台议题。该隐含义的传达是蓬佩奥使用“遗产”隐喻的关键政治动因。在当前语境下，赵立坚准确捕捉到该隐喻所隐含的误导性信息，选用“遗毒”隐喻对蓬佩奥的“遗产”隐喻所建构的映射关系进行了重构。“遗毒”激活了“施毒害人”的概念框架，涵盖了施毒者、受害者、有毒物质和毒害后果等元素，它们取代了源域中的映射成分在靶域中的位置，并与靶域的相应成分重新建立起映射关系。在此过程中，“遗毒”的持续性、危害性和传递性特征被赋予蓬佩奥的反华行为，表达其具有“持续而有害的政治影响”的隐喻义。在记者招待会的场合，外交部发言人使用该隐喻不仅是对蓬佩奥言论的直接驳斥，更意在呼吁国际社会摒弃和抵制此类反华行为。受众接收到该话语时，很容易在头脑中激活一个前提，即“具有持续而有害影响的政治行为应该遭到摒弃和抵制”，通过“前提—结论”图式推导出赵立坚在此语境下意欲传达的隐含义。同时，“遗产”蕴涵的积极意义（即“持续的恩惠”）和“遗毒”蕴涵的消极意义（即“持续的危害”）构成了鲜明对比，从而使受众推理出该话语产生的强烈反讽效果。
4. 隐喻修正句的制约原则
4.1 隐喻映射原则
Lakoff（1993）提出的“恒定原则”认为，隐喻映射不能违反靶域的基本认知拓扑结构，即意象图式。换言之，只有与靶域的意象图式结构一致的源域成分才能参与映射。Ruiz de Mendoza（1998：263−265）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扩展的恒定原则”，认为在概念映射过程中包括意象图式在内的所有类属结构都必须始终保持一致。在隐喻修正句中，源域1和源域2与同一靶域建立映射关系时都受到该原则的制约，即两个源域都必须与靶域的类属结构保持一致，才能进行有效映射。这就限制了两个源域中可映射概念成分的数量，保证了两组映射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并有助于突显两个隐喻之间的语义差异。如3.2部分所述，“遗产”和“遗毒”激活的两个源域与靶域之间的映射关系都是基于共同的类属结构，这使得两组映射的概念成分能够在靶域中一一对应起来。其中，“遗产”和“遗毒”在概念上共享了“行为后果”这一类属成分，使两个源域中对应的评价性概念能够在靶域中形成鲜明对比，从而突显出对蓬佩奥反华行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
此外，Ruiz de Mendoza & Pérez（2011）还提出了“映射加强原则”。该原则规定，在隐喻映射中，在适应靶域的意义要求的前提下应尽可能保留源域的所有相关特征。这一原则使认知域映射不仅仅局限于概念和属性，还包括情感和态度。这意味着，当我们通过隐喻来理解或表达一个概念时，与源域相关的情感和态度也会被传递到靶域。该原则同样在隐喻修正句中起作用。例如，“遗毒”这个词本身蕴涵了明显的负面情感和态度，因其容易让人联想起施毒者对后代造成的难以消除的伤痛。这一情感成分映射到靶域时与“遗产”所传达的正面、积极的情感和态度形成反差，使受话者产生更丰富的语用推理，从而增强了隐喻修正句的修辞效果。
4.2 关联原则
根据关联理论，人类的认知活动总是倾向于使用最小的认知努力来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Sperber & Wilson 1995）。Ruiz de Mendoza & Santibáñez（2003）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性原则”，即说话者应根据靶域的隐含义结构，在所有可能的源域中选择最佳的源域，以实现认知经济性。在上例中，“遗毒”之所以在众多潜在的隐喻中脱颖而出，是因为它不仅符合（扩展的）恒定原则，其所携带的持久性、危害性和不可逆转性等负面属性也与说话者所期望表达的隐含义高度契合。相比之下，其他备选隐喻（如债务、阴影、包袱等），虽然也具有负面意义，但均缺乏“遗毒”所特有的“持续性”特征，不足以传达蓬佩奥行为的长期而负面的影响，也难以与“遗产”的意义形成有效对比。另一方面，关联原则还制约着隐喻修正句的解读过程。在上例中，两组认知域映射产生一系列潜在的对比关系，关联理论可以将受话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与当前语境最为相关的一组概念成分上（即“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从而推导出“遗产”和“遗毒”的隐喻义。同样，关联原则还可以将受话者的注意力引导到最为相关的语境假设上，帮助其推理出该语境中说话者的隐含义。
4.3 对称原则
汉语中广泛存在着使用对称的结构偏好，体现在语言的各个层面，包括字形、词语和句子结构和篇章。王寅（2021）将制约这一现象的原则称为“对称原则”，并认为它是汉语最重要的语法原则之一。沈家煊（2019）提出的“对言语法”也提出，汉语以“对”为本，汉语语法以“对言格式”为主，这与中国人所习惯的对举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沈家煊（2019：107−108）进一步指出，汉语中的比喻经常以对言的形式出现，不仅在概念上形成对比，语言形式上也对称。汉语中的隐喻修正现象属于一种特殊的正反比喻对言现象，说话者普遍追求修正隐喻和初始隐喻在结构上的平行与对称。成功的隐喻修正，其前后隐喻表达通常在句法结构上保持一致或相似，例如，“遗产”与“遗毒”，“百米赛跑”与“马拉松长跑”，“燃烧的蜡烛”与“举着的火炬”，“过街的老鼠”与“吃人的老虎”，“天堂派来的天使”与“地狱派来的恶魔”。这种结构上的对称关系增强了表达的平衡感和艺术性。反之，如果前后隐喻表达的结构不对称，则可能导致信息的不对称，同时也削弱句子结构的平衡美。
5. 结语
本文系统地描述和解释了现代汉语中的隐喻修正现象。首先，分析了隐喻修正句的结构特征，包括语篇环境、比喻词的呈现方式、前后命题的组合关系及修正频率。 然后，基于初始隐喻和修正隐喻的语义关联，将隐喻修正类型归纳为对立式、递进式和并列式三种。本研究从认知语用学的视角，构建了一个解释隐喻修正机制的概念语用模型。结合案例分析，本文论证了隐喻修正现象并非简单的概念替代，而是认知机制与语用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底层机制在于两个源域与同一靶域之间的交替映射，并涉及隐喻义和隐含义层面意义成分的对比与替代。隐喻修正过程受到（扩展的）恒定原则、映射加强原则、关联原则以及对称原则的共同制约。研究表明，采用认知语用学框架，兼顾语言的认知和语用维度，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真实语境下隐喻使用的动态性。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多个角度深入探讨隐喻修正现象，例如进行跨语言对比研究，揭示不同语言的隐喻修正方式是否存在差异；同时结合语料库分析、心理实验和会话分析等方法，更深入地阐释自然语言中的隐喻修正机制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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