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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许钧

许钧. 关于翻译史研究的几点思考[J]. 外国语, 2024, 47(1): 2-4.
引用本文: 许钧. 关于翻译史研究的几点思考[J]. 外国语, 2024, 47(1): 2-4.

关于翻译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许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翻译学与法国文学

  • 中图分类号: H059

  •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一直关注翻译史的问题,也在多个场合强调要加强翻译史研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我特别赞同法国翻译理论家贝尔曼的说法:“翻译史的构建是现代翻译理论研究的头等任务”(Berman 1984:12),加强翻译史研究是翻译学科建设的内在需要;二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国的历史研究具有特殊意义,担负着新的使命。在我看来,翻译史研究有助于推动人类交流历史的研究与探索,促进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与构建。同时,翻译史研究有助于深化社会对翻译的理解与认知,揭示翻译活动在整个社会历史变革中所处的地位,明确翻译活动的作用与价值。

    近40年来,中国翻译学界在翻译史研究领域不断探索,取得了重要进展。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翻译研究概论(1978−2018)》中,“翻译史研究”一章对此有详尽的梳理与精辟的评点。但多年来,我心里一直存有疑问,我们译学界都知道翻译很重要,季羡林先生“翻译之为用大矣哉”的论断似乎也没有听到反对声,但是中国的历史书写中,翻译却很少有其应有的位置,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如此,中国文化交流史的书写也似乎如此。

    翻译活动在中国历史书写中的缺席或不在场,是中国翻译学界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实际上,从孔慧怡(2005:10)谢天振(2019:4)提出“重写翻译史”,到王宏志拓展翻译史研究新路径,再到屈文生(2021b:155−166)提出“新翻译史”,学术界从未停止对中国翻译史研究提出批判性思考。以新世纪以来学术界针对翻译史研究所提出的新倡议或新动议为起点,为进一步推动研究者充分认识历史上翻译的复杂性,进而呈现翻译在各历史时期的特殊功用,我在《外语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3期撰文提出,翻译史研究的首要任务在于回到翻译的历史现场,揭示历史上翻译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确立翻译的价值(许钧2023:420−429)。

    那么,究竟该如何回到翻译现场,该重回历史上哪些翻译现场,又该采用何种研究范式来呈现历史上翻译现场的样貌?这些问题实际上关乎翻译史研究的路径、旨趣和范式。针对这些困惑研究者的问题,我有以下三点思考。

    第一,回到翻译现场,需要依靠的不仅是翻译史的内部研究,还包括外部研究。如果说对于历史上某部或某几部翻译作品由谁译(翻译主体)、为谁译(翻译目的语读者)、为何译(翻译动机)以及对于相关文本的翻译版本、翻译风格、翻译障碍及其解决路径、出版机构、赞助人等内容进行的历史追寻和书写是翻译的“内部史”的话,那么对于影响和推动翻译活动得以开展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历史背景的挖掘与呈现,在很大程度上构成的便是翻译的“外部史”。

    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很早就关注“翻译的外部研究”,并身体力行地把翻译外部研究方法引入翻译史研究。他曾敏锐地观察到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最大问题就是一直偏于“描述”,而忽略“解释”,并提出“翻译的外部研究”要求翻译史研究者不能仅仅止于历史叙述,还要进入社会史和文化史等相关领域的知识之中(邹振环 2012:8−10)。我想说的是,将客观的翻译历史事实重构出来很重要,但历史叙述并不是翻译史研究的全部。对客观的翻译历史事实进行解释、分析,进而得出具有启迪价值和富有见地的结论,应是翻译史研究的题中之义。换言之,如果说客观的翻译历史事实构成翻译史的话,那么对历史事实的重构、解释和分析,才是翻译史研究。正是出于这样的逻辑推演,屈文生和万立(2021a:2)在合作完成的《不平等与不对等》一书中提出,翻译史研究不只是“对于翻译的历史研究”(history of translation),还是“关于翻译的历史研究”(history about translation)。显然,前者关乎翻译的内部史,后者关乎翻译的外部史。对翻译史研究而言,重要的是提出真正的问题、分析真正的问题和研究真正的问题。翻译史研究始终要有问题意识,由问题导向理解、分析与反思。研究者要着力于聚焦翻译史研究中的某一论题,而非泛泛的某一论域,只有确立这样的目标,才有可能避免陷于翻译史研究以往的简单描述的窠臼。

    第二,明确目标,重回历史上需要特别关注的翻译现场,依靠的是研究者的学术视野和价值判断。翻译史学者选择什么样的翻译史事实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取决于他对翻译事实所做的价值判断。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需要提升两个方面的能力:一是不断拓展学术视野,二是学会独立思考。只有同时做到以上两点,方有可能回到值得返回的翻译历史现场,且不会在翻译历史现场中迷失自我,而是始终把握翻译史研究有价值的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

    在传统的翻译史研究中,往往仅将目光置于某个历史时期产生过极为重要影响的个别翻译家,我和郭国良主持的“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有目的地扩大翻译家的范围,拓展翻译家的译事所涉及的领域,对翻译家的影响与贡献、对翻译活动的价值试图有新的理解与判断,以展现翻译家们在历史的进程中,“不仅仅以他们精心阐释、用心传译的文本为国人打开异域的世界,引入新思想、新概念,更以他们的开放性与先锋性,在中外思想、文化、文学交流史上立下了一个个具有引领价值的精神坐标”(许钧2019:2)。整个文库拟出版80卷,目前列入出版计划的有40余卷,从佛经翻译家鸠摩罗什、玄奘至现当代各领域具有代表性的翻译家。已出版的有24卷,涉及的翻译家包括徐光启、王韬、林纾、严复、伍光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马君武、胡适、刘半农、傅东华、林语堂、瞿秋白、董秋斯、梁宗岱、冯至、傅雷、卞之琳、朱生豪、叶君健、杨宪益和戴乃迭、方平、草婴等等。我们要实现的研究目标,是“有史也有识”,“见事又见人”。此处的“事”,是指翻译事实,也指翻译事件。而“人”,指的是翻译主体,有的是在历史中被忽视但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翻译家,如王韬、刘半农等。

    翻译史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质,始终要关注翻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事实上这应当是翻译史研究的核心内容。比如,我们要思考翻译与知识生产及传播、翻译与出版、翻译与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翻译与中国式现代化等多重问题的关系。只要把视野扩大到上述领域,就可发现我在上面提到的这份译家名单目前还主要集中于文学领域,且主要是本土译者。在中国自然科学翻译史和社会科学翻译史上,还有如李善兰(曾翻译《几何原本》等)、徐寿(曾翻译《化学鉴原》等)以及近代法律翻译领域著名的翻译家王宠惠、郑天锡、汪凤藻等等可以挖掘。此外,在各个历史时期,众多胡僧从事过佛经翻译,外国传教士、商人、外交官等翻译过各类著作。新中国的翻译实践,更是留下无数值得重访的历史现场。就我的观察,值得开垦的研究领域很多,值得研究的重大翻译史课题也不少,如中国自然科学翻译史、中国社会科学翻译史等,还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史、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翻译文学史等。

    第三,复原历史上翻译现场的样貌,确立翻译价值,需要采用科学的研究范式。从学科分野角度来看,目前的翻译史研究范式大体有应用语言学式的翻译史研究和专门史式的翻译史研究两种;从翻译史研究最终呈现的学术产品来看,翻译史研究的范式有总体研究和专题研究两类。翻译史研究者需要推动的,是研究范式的融合和互补。

    对于如何评价当下主流的翻译史研究成果这一问题,翻译界不可妄自菲薄,但也不能囿于己见。将其他学科擅长的诸如后殖民史研究范式引入翻译史研究,将历史学科擅长的社会史、文化史和全球史等历史研究范式引入翻译史研究,使翻译史研究成果立足于可靠的历史材料和具有问题指向的史料分析,而不是囿于纷繁的事实堆砌和简单的价值评判。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数千年的翻译实践史和理论史展开深入研究,对于我们反思既往的中国翻译史研究,拓展新的研究路径,做出能产生广泛学术影响的翻译史研究成果,有着深远的意义。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翻译史研究,问题很重要,史料也很重要。不管是对中国古代的佛经翻译、近代的两次西学翻译,还是以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文明互鉴为特征的当代翻译展开研究,都离不开对不同类型的翻译文本、译者、翻译事件、翻译运动做细致的考察和梳理。翻译史研究最好是靠史料说话,如宋丹的《日藏林语堂<红楼梦>英译稿整理与研究》的贡献“首先是为《红楼梦》翻译研究、林语堂研究提供了新的一手文献资料。”(许钧2023:4)仅靠二手材料和二次文献,难有突破。

    最后,我想强调,翻译史研究需要一种历史的目光和开放的视野。翻译历史悠久,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翻译在形式与方法、内容和对象、手段和媒介等方面都处在不断丰富与演变之中。 这些变化一方面表明翻译随着人类交流与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翻译活动本身具有的阶段性与历史性。翻译界应该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翻译的历史进行全面揭示并做出合理解释,同时清醒地认识到,作为历史的存在,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和理解也必然被烙上时代的印记,任何对翻译的阶段性认识都不应成为对翻译的某种终极性理解(刘云虹、许钧2016:98−99)。

  • [1]

    Berman, A. L’ épreuve de l’ étranger, culture et traduction dans l’ Allemagne romantique[M]. Paris: Gallimard, 1984.

    [2] 孔慧怡. 重写翻译史[M].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
    [3] 刘云虹,许钧. 如何把握翻译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创造性?−关于翻译本质的对谈[J]. 中国外语,2016,(1): 95−100. doi: 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16.01.013
    [4] 屈文生,万立. 不平等与不对等: 晚清中外旧约章翻译史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2021a.
    [5] 屈文生. “新翻译史”何以可能−兼谈翻译与历史学的关系[J]. 探索与争鸣,2021b,(11): 155−166. doi: 10.3969/j.issn.1004-2229.2021.11.021
    [6] 许钧. 总序[C]//许钧,郭国良. 中华译学馆·中华翻译家代表性译文库.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1−4.
    [7] 许钧. 翻译史研究的任务−基于《不平等与不对等》的思考[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23,(3): 420−429. doi: 10.19923/j.cnki.fltr.2023.03.001
    [8] 许钧. 日藏林语堂《红楼梦》英译稿整理与研究[J]. 外语教学,2023,(3): 1−6.
    [9] 谢天振. 百年五四与今天的重写翻译史−对重写翻译史的几点思考[J]. 外国语,2019,(4): 4−6. doi: 10.3969/j.issn.1004-5139.2019.04.002
    [10] 邹振环. 疏通知译史−中国近代的翻译出版[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期刊类型引用(4)

    1. 杨涛,梁真惠. “传播学在中国”的重新审视:学科翻译史视角. 关东学刊. 2024(02): 81-88 . 百度学术
    2. 杨涛,梁真惠. 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中国传播学翻译史:反思与展望. 当代外语研究. 2024(03): 29-42 . 百度学术
    3. 张必胜. “新术语”与“新知识”:明清数学翻译中的术语考察.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4(02): 92-102+148-149 . 百度学术
    4. 付明明,孟祥冬. 中医英译国际传播的主体因素——以“脏腑”英译为例. 上海翻译. 2024(06): 90-94 . 百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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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稿日期:  2023-08-01
  • 刊出日期:  2024-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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