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Sperber & Wilson（1986/1995）从认知科学角度提出了关联论，奠定了认知语用学的基础。以关联论为代表的认知语用学源于Grice的经典会话含义理论，提出了显性含义（explicature）和隐性含义（implicature）的严格区分，这引起了当今语用学界的质疑。Levinson（2000）认为显性含义事实上也是隐性含义，它们无法区分。Traugott & Dasher（2002）从历时角度提出不同类型意义的区分抹杀了它们之间的联系。本文将在深度剖析关联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历时认知语用学的理论框架及其分析路径，探讨语用意义如何经过固化—规约化最终演变为语词的新词义。

2.   关联论的理论不足

关联论秉持语言不确定论，即语词的意义使说话人表达的交际命题具有不确定性，它必须在语境下才能确定（Sperber & Wilson 1986/1995；Carston 2002；Wilson & Sperber 2004）。该理论提出了显性含义和隐性含义的区分。“显性含义指对话语中不完整的语义表征或逻辑形式的一种推导性扩展，而隐性含义是话语在语境中的假设”（Carston 2009：47）。关联论者率先借用语料库来验证显性含义依赖语境。Kolaiti & Wilson（2014）和Wilson & Kolaiti（2017）以名词词组red eye为例，在柯林斯英语语料库中提取语料，并对该词组在不同语境下产生的显性含义进行统计，结果表明：在red eye出现的26个语境中有17个表达不同显性含义，进而证明了显性含义在语境中涌现。

共时语料库的研究验证了关联论秉持的语言不确定论，但也暴露了其理论不足。第一，尽管关联论区分了显性含义和隐性含义，前者是对逻辑形式的扩展，而后者是话语在语境中的假设，二者很难区分。“显性含义和隐性含义区分的唯一标准是显性含义必须包含编码的语义表征或者逻辑形式，但是许多隐性含义也满足这个唯一的区分标准”（Levinson 1987：723）。

（1）A: If Thatcher has won the elections，she will have won three times.

B: Thatcher has won.

隐性含义：Thatcher has won three times.

根据Levinson的解释，例（1）的隐性含义显然包含它的逻辑形式“Thatcher has won”。然而，Carston（2002：118）认为“Levinson遗漏了显性含义推导的一个核心概念，即扩展；例（1）的隐性含义不是基于逻辑形式的扩展，而是基于逻辑形式扩展的显性含义‘Thatcher has won the elections.’推导而出”。但是，什么是扩展？“关联论始终没有提供‘扩展’的定义，它是关联论核心观点中的一个黑洞”（Burton-Roberts 2005：397）。虽然例（1）的解释存在争议，但是隐性含义“Thatcher has won three times”包含它的逻辑形式，这是毋庸置疑的。例（1）的分析暴露了关联论不同意义区分存在的问题。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显性含义是隐性含义，二者很难区分（Burton-Roberts 2005）。

第二，由于关联论秉持语言不确定论，它否定了规约的作用。作为激进语境论的代表，关联论坚持语境关联完全可以保证任何含义的推导，从根本上否定了规约的作用，因此显性含义和隐性含义都具有语境敏感性。

（2）He went out with his secretary.

显性含义：He went out with his female secretary.

Carston（2009）认为例（2）是通过词义收缩（lexical narrowing）获得的显性含义，它具有语境敏感性。但是例（2）的secretary经语用充实而得到的意义female secretary是社会文化规约触发的意义，语境的作用降至最低（Zhang & Zhang 2017）。

第三，历时证据缺失。虽然关联论坚持语言不确定论，它依然强调诸如“隐喻”和“客套语”在内的语用推导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规约化，听话人可以省略中间推导步骤直接得到含义，如使用“John is a pig.”就会自动推导出“John is a fool.”。这说明关联论者意识到从历时看语用推导规约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的研究缺乏历时语料库的证据。

综上所述，以关联论为代表的认知语用学在上述三个方面存在解释力不足。本文在融合历史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基础上，提出“历时认知语用学”以弥补关联论的理论不足。下文首先介绍历时认知语用学的两个理论来源。

3.   历时认知语用学的理论来源

以关联论为代表的认知语用学缺乏历时数据的支撑，这为从历时视角探讨意义的认知识解机制提供了可能。语用学和认知语言学交叉融合是当今认知语用学的研究趋势（陈新仁 2011；张延飞、梁妮娜 2023）。历时认知语用学 ¹（Diachronic Cognitive Pragmatics）指历史语用学和（基于使用的）认知语法的交叉研究。它主要有两个理论来源：历史语用学和认知语法。

3.1   历史语用学

历史语用学是依据语用学理论考察意义变化（Traugott 2004）。它致力于解释语言使用的历时演变及其语用动因，语用因素是语义演变的驱动力。语义演变一直是语用学关注的话题，这源于Grice的观点，即“作为生活开始的会话含义会逐渐被规约化，这并非不可能”（Grice 1989：39）。Levinson（1979：216）指出，“从特殊会话含义经一般会话含义演变到规约含义的顺序是可能存在的”。这就意味着词义引申是从特殊会话含义开始，它经过反复和扩散变成一般会话含义，然后最终演变为语词的新词义（沈家煊 2004）。Traugott（2012）指出，共时语用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同意义的严格区分抹杀了它们的相互关系。为了进一步解释含义的演变机制，她提出了“语义演变的诱使性推理模式”（the Invited Inferencing Theory of Semantic Change）（见图1）。

图  1  语义演变的诱使性推理模式（Traugott & Dasher 200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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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图1中，例型意义是依赖语境的特殊会话含义，而类型意义是不依赖语境的一般会话含义。语义演变的诱使性推理模式主要解释词义演变的路径、动因和机制（Traugott & Dasher 2002）。它包括以下四点。第一，语言使用触发意义规约化，这源于“诱使性推理”。它包含说话人的策略性行为（诱使）和听话人的反应（推导）两个方面，它是言谈事件中说听双方互动的产物（吴福祥 2015）。第二，说话人通过使用语词向听话人传递含义，听话人基于诱使性推理利用“不过量准则” ²推导例型意义（Traugott & Dasher 2002）。第三，诱使性推理经优先使用、突显、关联、主观性等规约化为一般诱使性推理，进而例型意义规约化为类型意义。第四，类型意义规约化/语义化为新编码意义。基于上述四点，语义演变的顺序为：“编码意义”经诱使性推理生成“例型意义”，然后该意义经过规约化成为“类型意义”，最后通过规约化/语义化生成“新编码意义”。

3.2   认知语法

认知语法被看作20世纪语言学中的语用转向，即从传统语法理论（如句法学）转向以使用为中心的理论（Mey 2001）。认知语法对意义的解释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认知语法强调“使用”，即说话人和听话人在不同使用事件（usage event）下互动产生新意义。第二，认知语法认为语言意义和百科意义没有清晰界线。语言意义是不稳定的，它依赖百科知识进行语境调适（contextual modulation），百科意义是基于语言意义语境调适而得到的意义（Lemmens 2017）。基于此，“语义学和语用学不存在固定的界线，即这两个学科很难清晰地分离，它们形成了一个连续统”（ Langacker 2008：40）。第三，重复使用频次决定固化（entrenchment）和规约化（conventionalization）的程度。Langacker（1987：59）指出，“认知组织中有一个固化的连续体；一个结构的每次使用都会对它的固化程度产生积极的影响，而长时间的不使用则会产生消极的影响；一个新结构经过重复使用会逐渐固化，直至成为一个单位”。固化反映了一个结构形成过程中图式化程度，固化程度越高，依赖语境的百科意义就越容易突显，进而成为规约意义（Langacker 2017）。重复使用促使固化程度高，即“语词在特殊语境下的百科意义经过重复使用会逐渐固化为它的语言意义”（Lemmens 2017：111）。在认知语法看来，“依赖语境的百科意义固化为语词的语言意义”（Taylor 2002：30），或“语用推导固化在语词上”（Langacker 2001：146）。简言之，“依赖语境的意义会逐渐固化或惯例化，最终成为语词的一个单独词义”（Taylor 1995：9）。Schmid（2015）指出，固化是发生在个体头脑中的认知心理过程，它必须和规约化互动才能使语词固化的意义在听话者头脑中触发出预期的反应。规约化是发生在言语社团中的集体认知过程，它具有社会性。重复使用频次在固化和规约化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为个体头脑中固化的语言使用经过言语社团成员的重复使用会逐渐形成共同遵守的契约。因此，固化的语言使用最终规约化为存在于言语社团成员的大脑中的规则，它制约着我们的语言使用。

4.   历时认知语用学的理论框架

前文讨论了历时认知语用学的两个理论来源。历史语用学和认知语法有三个共性。第一，强调意义的历时演变，即依赖语境的语用意义最终演变为新词义。第二，意义演变是由“使用”而不是“语言系统”驱动的。第三，语义学和语用学没有清晰的界限，这是语用意义语义化的结果。这三个共性决定了历史语用学和认知语法具有很强的融合性。本文提出，历时认知语用学旨在研究词义—语用意义—新词义的历时演变过程，关注促进其演变背后的认知动因，揭示词义经过诱使性推理产生例型意义，例型意义经过个体认知的固化演变为类型意义，类型意义再经过集体认知的规约化演变为新词义的演变规律（见图2）。

图  2  历时认知语用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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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2，历时认知语用学从历时角度探讨词义的固化和规约化过程，词义的演变规律是“例型意义→类型意义→新词义”。它包含四个方面。第一，基于诱使性推理，说话人在不同语境下通过使用语词来向听话人传递例型意义，听话人就会依赖“不过量次准则”推导例型意义。第二，固化是个体认知过程，即例型意义经过个体在不同语境下重复使用逐渐固化为类型意义。重复使用频次越高，固化程度就越高，依赖语境的例型意义就容易突显，进而演变为不依赖语境的类型意义。由于固化是个体认知过程，类型意义存在于个体大脑中。第三，规约化是集体认知过程，它是属于同一个言语社团全体成员所达成的契约，制约个体语言使用的常规惯例。一旦固化程度高的类型意义被属于一个言语社团的全体成员广泛使用，它就被规约化为存在于集体头脑中的惯例化意义，最终演变为新词义。第四，从固化到规约化体现了个体认知向集体认知的意义演变过程。固化是规约化的前提条件，只有高度固化的类型意义才能被规约化。规约化是固化的必然结果，因为高度固化的类型意义更容易形成一定言语社团全体成员使用的常规惯例，最终成为语词的新词义。

综上，历时认知语用学突出强调，语词在使用中依赖语境所产生的语用意义，经过固化到规约化的过程最终演变为新词义，而例型意义演变为类型意义的历时演变过程因受使用频率的限制所以难以区分。下文基于历时认知语用学的理论框架再分析关联论所关注的名词词组“红眼”，进而探讨新框架如何弥补以关联论为代表的认知语用学的理论不足。

5.   语料收集与分析

“红眼”的语料采自CCL语料库。它分古代汉语语料库和现代汉语语料库：前者收录了周代到民国的语料；后者以1949年为界，1949年之前的语料为现代语料，而1949年之后的为当代语料。因此，本文按照CCL语料库的分类把语料分为“古代语料”“现代语料”和“当代语料”。本文以“红眼”为例从语料库检索，共收集569条语料，经过剔除非“红眼”名词词组（如“脸[红]眼亮”“眼[红]眼热”和“孙小[红]眼波流动”等）后用于分析的语料为535条。

本文依次确认每条语料所在的文学作品，获取其出现的上下文语境，参照标准是Wilson & Kolaiti（2017）：将“红眼”的上下文语境限制在其前后各6行；如果该范围未能提供足够的语境线索，则将上下文语境范围扩展到语词前后各10行；如果该范围仍难以确定语词的意义，则将其标注为“未知”。然后，本文根据“红眼”出现的语境，依据“不过量次准则”对其意义进行推理分析。例如：

（3）······长的颈脖子；面如锅底，手似铁钳，黑萎萎的一个矮子。只是红口、红眼、红鼻头、红耳朵、红头发，恰好似个烟里火。（CCL古代语料库）

该语料出自明朝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本文从该文学作品中获取了“红眼”前后6行以内的语料。根据“站着一个人”“红口”等语境信息，“红眼”在此例的词义为“红色的眼睛”，属于编码意义而非语用意义，因此本文剔除了语料库中出现的此类词义145条，最终用于分析的为390条。下面是“红眼”表达例型意义的样例。

（4）······有过房住，有过田耕，有过家来温暖他们劳作的身心。但横暴的黄河红眼了。它夺取了他们所有的一切，还逼他们爬上门框、炕沿、屋顶、墙······（CCL现代语料库）

该语料出自现代散文《流民图》。本文同样将上下文语境限制在“红眼”前后各6行。根据“不过量次准则”，本文通过“横暴的黄河”“夺取一切”“逼他们”等语境信息推断出“红眼”在该语境表达的例型意义为“发怒/发急”。“红眼”在古代语料库、现代语料库和当代语料库出现的390个语境中一共传递了11种例型意义（见表1）。下文将重点探讨这些意义的固化—规约化过程。

表  1  “红眼”的例型意义的分布情况

语料库	例型意义
古代语料库	红眼病、发怒/发急、酒醉、劳累
现代语料库	哭红、发怒/发急、嫉妒、红眼病
当代语料库	夜间、红眼病、嫉妒、发怒/发急、哭红、酒醉、劳累、贪财、红外线导引装置样式、红眼效应、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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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例型意义固化的个体认知过程

根据历时认知语用学的框架，重复使用频次影响例型意义的固化程度，即重复使用频次越高，它越容易固化为类型意义。本文依据重复使用频次统计了“红眼”的11种例型意义的重复使用频次，见下表：

根据表2的统计，“红眼”在古代语料库、现代语料库和当代语料库的频次分别为11、10和369，各占2.8%、2.6%和94.6%，因此固化主要体现在当代语料库。例型意义的重复使用频次的差别决定了它们的固化程度不一样。在11种例型意义中，“红眼病”“嫉妒”“发怒/发急”和“夜间”的固化程度相对高，它们的频次约占90.8%，而“哭红”“酒醉”“劳累”“贪财”“红外线导引装置样式”“红眼效应”和“诱惑”的固化程度相对低，它们的频次约占9.2%（见图3）。

表  2  “红眼”的例型意义的重复使用频次

排序	古代语料库			现代语料库			当代语料库
	例型意义	频次		例型意义	频次		例型意义	频次
1	红眼病	6		哭红	6		夜间	175
2	发怒/发急	3		发怒/发急	2		红眼病	78
3	酒醉	1		嫉妒	1		嫉妒	48
4	劳累	1		红眼病	1		发怒/发急	40
5							哭红	12
6							酒醉	6
7							劳累	3
8							贪财	3
9							红外线导引装置样式	2
10							红眼效应	1
11							诱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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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红眼”的例型意义的重复使用频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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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探讨固化程度相对高的4种例型意义，它们的固化程度见下页图4。4种例型意义的固化程度从大到小依次为“夜间”“红眼病”“嫉妒”和“发怒/发急”。然而，它们的固化过程是不一样的。“红眼病”和“发怒/发急”经历了完整的古代—现代—当代的固化过程。“嫉妒”缺失了古代语料库的固化，在现代语料库仅出现了1次，它主要在当代语料库固化。虽然“夜间”在当代语料库的频次最高，但是它缺失了古代语料库和现代语料库的固化，这说明了词义的固化程度深受社会文化语境的影响。它们的高频使用为其固化为类型意义奠定了基础。

图  4  固化程度相对高的例型意义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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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4种例型意义不同，剩下的7种例型意义很难固化为类型意义，原因有三点。第一，重复使用频次占的比例偏低，其中频次最高的“哭红”仅占4.5%。尽管当代语料库在例型意义的演变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们在该库所占的频次比例低，约为7.6%。第二，7种例型意义都没经历完整的古代—现代—当代的固化过程。第三，每种例型意义的频次极低，普遍为1~3次。例如，“诱惑”在语料中仅出现1次，它的固化程度极低，进而很难固化为“类型意义”，仅以“例型意义”存在。

综上所述，由于“夜间”“红眼病”“嫉妒”和“发怒/发急”有较高的重复使用频次，它们更容易固化为类型意义，而“哭红”“酒醉”“劳累”“贪财”“红外线导引装置样式”“红眼效应”和“诱惑”有较低的重复使用频次，它们就很难固化为类型意义。并非所有的例型意义都能演变为类型意义，这依赖于它的固化程度。固化是个体认知的过程，只有固化在个体头脑中的类型意义规约化，例型意义才能最终演变为新词义，因此本文接下来探讨类型意义的规约化。

7.   类型意义规约化的集体认知过程

规约化一直是当今语用学极有争议的话题。以关联论为代表的认知语用学之所以否定规约的作用，是因为它狭隘地认为，规约就是语言的语法规则或语义规则，它与语用没有关系。狭隘的规约观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规约与语言使用有着密切的关系（张绍杰 2017；张延飞 2018）。在历时认知语用学框架下，固化和规约都是由语言使用驱动的。Langacker（2008：218）指出，“语言由规约的象征符号单位构成；它们是‘单位’，因为它们在某意义上是固化的认知惯例；它们是‘规约的’，因为它们代表了一定言语社团中既定的语言实践”。在他看来，“语用推导模式逐渐被固化和规约化为语言单位”（Langacker 2001：146）。也就是说，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固化和规约化是不同的意义演变过程；意义被固化后，它还要经过规约化演变为语词的新词义。

历时认知语用学认为，重复使用频次决定了固化和规约化的程度。根据前文的数据分析，“夜间”“红眼病”“嫉妒”和“发怒/发急”很容易固化为类型意义；由于它们有较高的重复使用频次，这些类型意义经过言语社团成员的重复使用会逐渐规约化为新词义。 因为“哭红”“酒醉”“劳累”“贪财”“红外线导引装置样式”“红眼效应”和“诱惑”等7种例型意义有较低的重复使用频次，它们就很难完成固化−规约化进程。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红眼”收录了“红眼病”“嫉妒”和“发怒/发急”三种词义，这与本研究的数据分析高度吻合，也说明了该三种例型意义经过重复使用固化为“类型意义”，进而规约化为“红眼”的新词义。虽然“夜间”的固化和规约化程度最高，但是它没有收录进《现代汉语词典》有其客观原因。第一，由于它在古代和现代语料中出现的频次为0，固化的过程主要发生在当代语料中；从历时看，它同时缺失了两个时代的演变过程。第二，“红眼航班”首次出现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之后慢慢传入我国。虽然它的重复使用频次最高，但是从历时看它的时间跨度短，“夜间”很难规约化为新的词义。第三，由于时间跨度短和词典编纂的滞后性，“夜间”最终没有能够收录进词典。

综上所述，基于历时语料库的数据分析，本文有以下三点发现。

第一，不同类型的意义存在必然联系。从历时角度来看，重复使用频次的高低决定了例型意义和类型意义的区分。如果例型意义的重复使用频次较高，它就容易演变为类型意义，进而演变为语词的新词义。但是如果例型意义的重复使用频次较低，它就永远以例型意义形式存在。例型意义和类型意义之间的演变关系也因而使二者很难区分。事实上，例型意义就是隐性含义，而类型意义是关联论框架下的显性含义；不管类型意义还是显性含义，它们都指Grice的一般会话含义。因此，本文的数据分析也证明了如果隐性含义的重复使用频次较高，它就容易演变为显性含义。

第二，关联论反对含义规约化，而Levinson和Traugott坚持含义规约化。基于历时认知语用学，关联论和新格赖斯语用学都忽略了含义固化。含义最终被规约化，但是它要先经过固化才能规约化，原因如下：首先，含义推导是个体（即说话人和听话人）的认知过程，含义经过个体的重复使用会逐渐被固化在个体大脑中；其次，固化在个体大脑中的含义有可能被规约化为新词义，因为只有固化在个体大脑中的语言使用才可能成为一个言语社团所有成员共同遵守的契约；最后，固化是规约化的前提，规约化是固化的必然结果，这体现了个体认知演变为集体认知的过程，它们保证了重复使用频次高的含义逐渐演变为新词义。此外，固化—规约化是历时演变过程，关联论和新格赖斯语用学的共时研究无法解释规约化的历时本质。

第三，从历时这个角度看，含义的演变顺序为：例型意义固化为类型意义，然后类型意义规约化为新词义，即高度依赖语境的例型意义最终经过固化和规约化为新词义。含义由高度语境化向高度规约化演变。历时认知语用学也为合理解释规约和语境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思路。因此，含义的历时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可以弥补共时研究的缺陷。

8.   结论

近三十年来，以关联论为代表的认知语用学的长足发展促使语用学研究重心从句子语用学发展为词汇语用学，共时研究是认知语用学解释词义的主要方法。本文在考察认知语用学理论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历时认知语用学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路径。基于这个框架，本文提出了含义的历时演变规律：例型意义经过固化演变为类型意义，类型意义再经过规约化演变为新词义，即高度依赖语境的语用意义经过固化和规约化演变为新词义。本文也为“一词多义现象”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历时—认知—语用相互融合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