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办刊理念引领学术创新
——纪念《外国语》创刊30年
刘润清
不知不觉《外国语》创刊已经30周年了。“三十而立”是用来谈人生的，但是一份学术刊物到30岁也是相当成熟，稳稳当当地“立”在那里了。30年来，《外国语》，在几代学者的手中，不断更新自己的办刊理念，提倡创新，办出了鲜明的特色，成了外语界令人瞩目的刊物。作为《外国语》的忠实读者和曾经的供稿人，我衷心祝贺她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并祝愿该刊今后的业绩更加辉煌。
《外国语》创刊之初我就与之结下缘份，当时的编辑部主任李良佑同志来北京找许国璋先生谈办刊事宜，约许先生撰稿等。我当时（1979）刚刚考上许先生的硕士生，对办刊这类事毫无所知。由于我与李良佑同志是同龄人，我们很快就互相熟悉了。从那时起，我就成了《外国语》的忠实读者。后来第三位编辑部主任黄任先生是北外的硕士毕业生，我们早就有来往，他负责该刊时，与许国璋先生的交往更加频繁，而且有时是通过我与许先生联系的。真正给该刊供稿，还是近十年的事，所以与束定芳先生联系更多一些。这个杂志，我每期都有，每年自己装订成合订本，经常是寒假期间把一年的文章都翻阅一遍。而且，连着两年，我在招博士生时，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让学生评议《外国语》、《外语教学与研究》和《现代外语》各自的特色、侧重领域、作者队伍、所喜欢的文章等。言外之意是：不常读这三种重要期刊的考生可能没有资格做我的博士生。
以下谈谈我对《外国语》近年的印象，权当与同仁探讨办刊思路的创新。
第一，近几年《外国语》几乎每期有一篇国外名人的英文文章，如Laurence R. Horn, Geoffrey Leech, George Lakoff, Sydney M. Lamb, Ronald W. Langacker, 以及曾在英国雷丁大学任教的中国人黄衍教授。我很喜欢读这些人的文章。有的介绍了他们近期的研究发现，如Leech的有关礼貌原则的讨论，大大丰富了他1983年的《语用学原则》的内容，在调查了中国和日本语言中的礼貌现象之后，开始注意到礼貌问题在东西方两种社会文化中的差异，改变原来一切都是以西方文化为标准的做法。
也有些文章是用简洁明快的语言介绍一个新的领域，如Lakoff的文章。我对认知语言学认识较晚，正是Lakoff 2005年《外国语》第二期上的文章（像发言稿）让我很容易地对认知语言学产生了兴趣。我总想知道，为什么这些名人能把问题讲得那么清楚，让外行人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时完全没有陌生感呢？说到底是人家把问题想清楚了，说话写文章靠的是思想和智慧，而不是靠使用生硬的术语掩盖自己的无知。更值得一提的是，Michiel Leezenberg (2006)的Gricean and Confucian Pragmatics一文。没想到，他能把孔子《论语》中的语言观与Grice等人的“认知观”和“意向观”相对比，分析出孔子的“实际的”和“政治的”语言观。文章对“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一段的分析与对比，很是发人深省。我立刻在“语用学”课上介绍这段内容，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
中国的汉语学术杂志上，可不可以这样刊登外国人的文章？我认为可以。许国璋先生主持《外语教学与研究》的工作时，就登过这样的文章。他对我讲，本族语者可以用外语写，但尽量不登中国人的英语文章（也偶尔有例外，王佐良先生发表过外文文章）。这种文章最大优点就是新、快；不用等好几年的翻译过程。但许先生主张，英文文章前面应有一篇比较详细的汉语摘要。当然，什么都有个度，过多的外文篇幅也会慢慢改变杂志的性质。
第二，我十分欣赏《外国语》开展的学术辩论。2005年上外召开了“第三届对比语义学与语用学国际研讨会”，密歇根州立大学的Barbara Abbott就英语的条件句作了发言，论述了实质条件句和直述条件句的区别，讨论了在对此类句子进行逻辑分析时常常遇到的困难。演讲稿发表后（2006年第2期），当时也参会的Ken Turner有不同看法，并在2007年特别撰文与Abbott商榷。双方都很雄辩，都列举了大量例子，最后我也没有看懂谁更有道理。但是这种平等的、友好的学术争论是非常健康的，是应当提倡的。
2005年石毓智在《外国语》上发表了“乔姆斯基语言学的哲学基础及其缺陷”。2006年（第4期），司富珍和王强对石文提出质疑，该期同时刊登了石毓智的“回应王强和Chomsky的批评”。暂不去评论谁是谁非，我欣赏的是这种民主、自由、平等、心平气和的辩论，不带人身攻击的纯学术的争论。我国的学术杂志上这种做法少之又少，歌功颂德的书评倒是常常出现。这场辩论让我明白了两点。一是要评判一个人的学术思想要去认真读完人家的全部著作，透彻全面地把握其思路；一知半解，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是不好的。第二，评判一个人的学术观点，不能只贴标签，武断地给人家扣上客观主义、唯心主义等等大帽子，而是要拿出许多文本来深入地分析。只给出结论性的否定是软弱无力的，不能令人信服，等于没有说。我呼吁更多杂志有勇气刊登商榷性的文章，让读者听到各种声音，自己去判断；否则，有些人把某种理论介绍错了，别人又耐着面子不愿意反驳，结果会以讹传讹，误导读者。
第三，我读《外国语》还算认真，我感到她的文章质量逐年提高，各期之中少见质量很差的文章，也没见过发表剽窃的文章。这说明编辑部有一定的审稿机制。审稿规则大概有两条最根本。一是有名符其实的匿名审稿，二是不登人情稿、有偿稿。名符其实的匿名审稿制度不是所有杂志都严格执行的。有的编辑部只把自己不愿意登而又不好拒绝的稿子送出外审。“不登人情稿”的原则对各个学术杂志编辑部来说都是严峻考验。《外国语》能在审稿过程中一尘不染、坚持质量第一，对稿件尽职尽责，赢得了读者和作者的尊敬。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感到这是个信得过的编辑部。希望他们继续努力，把刊物办得更好。
编辑部也希望我们给他们提意见和建议。我不妨就提两条。第一，能否少发或不发领导的讲话。这是个学术刊物，篇幅宝贵，应该把版面留给更多的学术文章。第二，中国人的名字用拼音形式时，应遵照国家语委的有关规定。我记得，名字拼音中不用连字符了，现在《外国语》自己也采用两种形式，编审委员会的名字都不再用连字符，而文章的名字拼音仍有连字符，应该统一才好。恕我直言，谨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