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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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研究40年:作为亲历者眼中的译学开放、传承与发展

谭载喜

2018 (5): 2-8. DOI:

摘要 ( 6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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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语言影响原创语言的途径和方式——基于汉语结构复杂度的分析

秦洪武, 孔蕾

2018 (5): 15-26. DOI:

摘要 ( 530 )

本文基于汉语封闭结构内部构成的复杂度观察汉语翻译语言对现代汉语发展的影响。研究认为，复杂度计算有其认知语言学依据，且汉语结构的封闭性使结构内部容量和构成的计量成为可能。依据汉语修饰语前置这一特征，本研究提出了结构复杂度计算方法，并从汉语翻译和汉语原创语料库中抽取封闭结构进行类比分析。分析发现，汉语封闭结构内部构成复杂度上的变化和汉语翻译语言使用复杂封闭结构在时间上并行，说明汉语句法结构的变化与汉语翻译语言存在关联。研究指出，鉴于汉语句法结构复杂度主要体现为封闭结构内部构成的复杂程度，汉语翻译语言应合理控制结构内部的句法复杂度，减少翻译语言对汉语产生负面影响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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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句的时间量化及其语言类型学意义——以汉语“V+T(的)+N”及其对应英语结构的对比分析为例

尚新, 刘春梅

2018 (5): 27-37. DOI:

摘要 ( 384 )

"V+T（的）+N"结构的句法、时间语义以及T的量化功能尚未得到充分研究。本文运用事件语义学理论，通过"V+T（的）+N"（T型）与"V+Q+N"（Q型）结构比较、T型和Q型结构与对应英语结构比较，以及"V+T（的）+N"与动词拷贝结构比较，发现汉语T型和Q型结构均具事件性，而英语Q型结构可有事件性，T型结构却有过程性（非事件性）。"V+T（的）+N"结构的事件性源于T的D-量化功能，而英语"V+N+FOR T"结构的过程性则源于T的A-量化功能。上述量化差异显示，汉语对"事件"和"事物"取相同的量化方式（D-量化）；而英语对"事件"作A-量化，对"事物"作D-量化，表明汉英语言使用者对事态的感知方式存在差异。另外，"V+T（的）+N"与动词拷贝结构同义异构，而英语里既无D-量化的事件性结构又无动词拷贝结构，由此可做如下类型学推断：D-量化的事件性结构蕴涵动词拷贝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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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化操作在语义研究中的解释力——兼论其应用于汉语时的问题

冯予力

2018 (5): 38-47. DOI:

摘要 ( 835 )

近年的汉语语义研究中，"都"被分析为最大化算子（maximality operator），由此，最大化操作开始成为汉语语义研究的解释工具之一。在此背景下，本文对最大化的定义及其在语义研究中的应用进行梳理，解释最大化如何在个体、程度以及事件等领域进行操作以表达有定性、有界性等属性。本文亦首次辨析三个易与最大化混淆的概念——加合操作（sum operation）、最大化效应（maximizing effect）及全称量化（universal quantification），指出它们与最大化操作的区别与联系。基于汉语事实及本文的讨论，可以发现："都"的最大化分析混淆了最大化操作、最大化效应及全称量化这几个概念；最大化操作事实上不适宜用来刻画"都"的语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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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汉语所谓“倒置动结式”的性质和特征

宋文辉

2018 (5): 48-60. DOI:

摘要 ( 393 )

既有部分用构式语法理论对所谓汉语"倒置动结式"所做的研究不仅未如其声称的那样避免形式语言学的不足，还存在用构式模糊处理某些问题的缺陷，且在未做具体比较之前就匆忙确定汉语的类型特点。本文发现所谓"倒置动结式"属于动结式构成的有标记致使结构，其核心特征是致使者往往无意愿性，且其生命度低于或至多等于受使者，句子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这种结构可分两类，一类属于自动动结式的致使化，另一类是及物致使动结式被重新指派致使者，两类都与因果重动句有密切联系，其主流是重动句中动结式的行动者具有受动性，类型学研究发现行动者有此类特征的动词更易于致使化。从语言类型学角度看，此类构式并非部分既有构式语法研究所谓"构式颠倒致使"，而属于接近词汇致使的复合致使。其形成的认知机制并非客观的逆向推理，而是说话人对相关动结式基本用法所表达事件的重新概念化，其关键是说话人对新的使因的认定和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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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功能语言学中conjunction概念的嬗变

周娜娜

2018 (5): 61-69. DOI:

摘要 ( 519 )

系统功能语言学中conjunction概念从衔接手段中的一种资源到语篇语义研究的一大议题，其内涵和外延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一定拓展。本文以该学派中代表人物对于conjunction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以及分类的探讨为基础，解析连接关系的单位体范围的界定、conjunction概念隶属的关系的判定、conjunction概念所处层次的变迁——词汇语法层次中词汇域和语法域的边界-词汇语法层次语法域-语义层次、饱受争议的不确定性分类——external & internal以及Halliday和Martin & Rose看似相似实则大相径庭的关于explicit & implicit两个术语的探究，以此来揭示conjunction概念的嬗变性研究的科研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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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谓词结构短语转化的习得研究:基于原则和特征的视角

张智义, 李锐, 倪传斌

2018 (5): 70-80. DOI:

摘要 ( 320 )

本文通过句子语义匹配判断任务和图片描述判断任务两项实验，拟考察不同类型受试在不同谓词结构进行短语转化的习得情况，进而为二语习得中投射原则和映射原则的可及性及相关形式特征的习得提供一定实证数据支撑。研究结果发现：1）投射原则和映射原则的直接可及性在二语习得的初期即已显现，并贯穿二语习得全过程。2）相关形式特征习得受制于个体特征习得顺序和复杂特征重组，但最终可完全习得。总体来看，特征习得可由特征组装理论进行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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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科学》和《自然》上两个递归实验的质疑:基于对汉语母语者的测试

丁彧藻, 陈保亚

2018 (5): 81-89. DOI:

摘要 ( 1137 )

递归假说（Hauser，Chomsky & Fitch 2002）认为狭义的语言官能（FLN）只包括计算机制递归并为人类所独有。Fitch & Hauser（2004）对棉顶狨猴的实验支持了递归假说，而Gentner等人（2006）对欧椋鸟的实验否定了该假说。然而，两个实验使用了无意义的人工语音序列（AB）²和A²B²模式作为基线训练刺激材料，存在方法论的缺陷，主要体现为声音语符列内部离散单位的切分无法确定，从而无法划分其语法结构，因此也无从得知非人类的动物是否学会了中心内嵌递归的上下文无关文法。使用汉语中音节序列为（AB）²和A²B²模式的词语对汉语母语者的测试表明，母语者主要是采用了迭代的规则加工这两种模式，而不是中心内嵌递归的上下文无关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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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话语理论与实践

施旭

2018 (5): 90-95. DOI:

摘要 ( 354 )

西方学术总是带着偏见看待中国话语。"中国威胁论""政府人民对立论""政府操纵媒体论""中国称霸论"都是典型代表。（逆）全球化时代，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中国话语，中国话语有何语境，有何特征，有何规律，跨文化交际应该如何展开?本文提出，必须从文化、历史和现实语境的角度解读中国话语；这样不难看出，"霸权语境""变化发展""平衡和谐""天下融通""虚实相生"等等，是当代中国话语的重要方面和方略，同时也是中国突破西方大国围堵、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机遇和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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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裁互文性的话语分析——以南中国海仲裁案为例

辛斌

2018 (5): 96-103. DOI:

摘要 ( 331 )

Bhatia（2008b，2012）注意到专业体裁越来越倾向于挪用不同的体裁资源，导致专业体裁的混合、内嵌和扭曲。专家作者写作时经常在体裁边界的内外创造新的但却是相关的混合形式在社交实践和体裁规范可接受的范围内来表达其个人的意图。本文从话语实践的层面分析了南中国海仲裁案的体裁互文性，表明该仲裁案从一开始就突破了"仲裁"体裁的界限，大规模地"挪用"了"诉讼"的体裁资源，以达到妖魔化中国和损害其在南中国海主权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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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文本视角下16至19世纪古典汉诗英译翻译话语研究

耿强

2018 (5): 104-112. DOI:

摘要 ( 662 )

翻译话语指的是在翻译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有关翻译的陈述。本文从副文本视角考察16至19世纪古典汉诗英译催生的丰富的翻译话语，发现它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6至18世纪是传说期：汉诗英译翻译话语产生于西方想象中国之精神需要，它形式上多来自正文，内容上为道听途说来的汉诗之特点。19世纪是典范确立期：西方殖民事业需要了解中国，以德庇时、理雅各和翟理斯为代表的三种翻译话语典范得以形成，内容涵盖译者的文化立场、翻译目的、选材标准、翻译方法和读者对象。研究表明，为回应理解中国这一实际需要，汉诗英译最重要的不在于诗歌形式，而是如何忠实传达中国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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