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作为应用语言学的重要理论之一，超语实践对语言教学、双语与多语教育、多语读写能力、语言与身份认同、语言态度、语言与意识形态等多个领域的政策与实践产生了一系列影响，也为语言进化、人类语言的本质（语言机制）、多模态、人类认知与交流等领域提出了根本性的理论问题。本文追溯了超语实践概念的起源，试图探索超语实践对语言教育、应用语言学和人类语言与认知的理论模型做出的主要贡献，讨论超语实践概念如何被应用到研究中，又如何成为人类语言与认知的“实践性理论”，并对未来超语实践研究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中国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以进一步推动中国语境下的超语实践研究。
诗学功能被认为是语言艺术"主导的、决定性的"功能。从诗学对诗学功能的定位来看，文学翻译的主导的、决定性的目标就应该是尽可能地保留原文的诗学功能，以体现原文的诗学价值。本文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对诗学功能的发生机制进行了阐释。这个机制表明，文学作品的诗学功能主要是由文学性来实现的，文学性的语言特征就是反常化的语言表现，这是作者在选择轴上出于审美目的而做出的选择，但在实际翻译中，大量有反常化特征的表达方式被常见的表达方式所取代，致使原文的诗学功能和诗学价值在译本中没有得到最优化的体现。本文从诗学的角度提出了诗学翻译的概念，并对诗学的方法论在诗学翻译中的应用进行了探讨。
本文在批评话语理论框架下，采用基于语料库的用法波动分析法，以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背景下美国媒体对华报道为例，对美媒针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及其历时趋势进行考察，并借此讨论历时话语演变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首先，美国媒体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涉华报道中所关注的涉华话题多样，兼具长期稳定、短期聚焦和阶段性反复的特点，但其反华基调不变；其次，其显著的历时趋势主要是受其国内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此外，用法波动分析对特定话题在特定历时时期的话语演变研究有显著的支撑性，但其具体的话语内部语义、语用结构和社会文化背景仍然需要辅以大量的定性分析才可做出更为明确的阐释。
晚清至"五四"乃中国翻译思想的转型期，但关于这一历史时段翻译思想的文本研究仍缺乏整体性和现代性。本文分析清末"翻译强国"理念萌发的社会根源，结合梁启超的翻译文论和翻译实践，系统分析其《论译书》。研究发现《论译书》蕴含系统的国家翻译实践思想，呈现出明显的"国家"维度。"译书为强国第一义"将国家安全与翻译实践相结合，体现国家翻译实践的重要性。译书"当首立三义"是对国家翻译实践翻译规范、国家翻译人才培养和国家翻译机构协同化的系统性认识。《论译书》作为梁启超翻译强国理念的系统呈现，理应在中国翻译思想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本文旨在以德国媒体"华为威胁论"相关报道为研究对象，以趋近化理论为指导，借助COSMAS II语料库对媒体立场进行定性定量研究。基于趋近化理论，本文对语料的空间、时间、价值趋近化语言策略进行批评性分析，进而探讨德媒对"华为威胁论"的立场倾向。研究发现，德媒在报道中多使用空间趋近化策略，增强了美方在主张"华为威胁论"时的攻击性，暗含对其行为合法性的质疑；在时间轴上，语料中大量的情态动词与平行对比话语，突显了德方对事态发展的担忧；在价值轴上，德媒言简意赅地传递了一个明确信息：华为威胁论仍是臆测，没有证据。
意识形态"不仅是政治研究中的概念, 也是语言研究中的概念。意识形态与语言使用的紧密联系使其在近30年的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对"意识形态"概念在语言研究中的含义进行梳理, 发现其具有四个明显特征, 即"心理意识"特征、"社会立场"特征、"权力关系"特征和"话语体现"特征。对相关研究进行分析, 界定出"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扮演的三个角色: 1)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意识形态是语言研究揭示的内容, 2)在语用学领域它是论证的课题, 3)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它是语言研究借助的工具。这些讨论突显语言研究将语言运用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研究的趋势, 有助于探究言说者的能动性, 通过探究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的角色和作用促进语言学理论创新。
本文基于自建的《民法典》语料库平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两英译本的语言形式参数和民事主体相关术语的英译进行了语内和语际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两译本的各项语言形式参数十分接近，且都接近《德国民法典》英译本的语言形式参数，但与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语料库及英国国家语料库法律子库的语言形式参数存在显著差异。这主要是因为英美民事法律文本为判例法文本而非成文法文本，它们多使用描述性法律话语，而非法典类的规定性法律话语。(2)就民事主体相关术语英译而言，两译本均忠实于原文，对应翻译占比极高，省略和分析型翻译占比极低。此外，两译本在少数民事主体相关术语的英译选词上有些差异，并存在个别未遵循术语翻译一致性原则的情况。
本文拟从认知功能的视角出发，研究英语双重谓语句的语篇性。研究的问题是：既然DP句已经取得约定俗成的语言单位的地位，而且已融入[PredAdjSbj be PredAdj]构式的整体抽象式的网络，为什么不能成为构式？DP句在体现语境时有两个基本特征，即结构上的双重性和语义上的具体性，我们统称为语篇性。对55个DP句构成的随机语料的分析结果说明，DP核心句的成分具有若干明显的语篇特征，而这些特征集中证明了DP句的语篇性。这一分析结果又为以35个DP句构成的系统语料所验证。两种语料的分析结果表明DP句这些语篇特征具有普遍性和系统性，因而只能是语境决定的，可以看作是DP句的语境的印迹。DP句的语篇特征如此突出，从DP句推导出语境应该立竿见影。对两个样例的分析肯定了这一推论，从而进一步说明DP句的这些特征是其体现语境的印迹。由于DP句体现语境的双重性和具体性，重复使用某些DP句可以凸显非同寻常的社会语境。这也反映了DP句的语篇特征源于语境。最后论文指出，DP句的语篇性就是它的局限性，每一个特征对DP句体现语境都是一个局限，因此DP句只能体现一种语境，而不能体现其他。体现语境的局限就是在语篇中使用的局限。这为一本小说和一篇短篇小说中DP句的极低的出现率所证实。DP句的出现率与[PredAdjSbj be PredAdj]句的出现率相比差距悬殊。DP句保留了语境的许多特征，因而无法被去语境化而成为构式。Saussure说语言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2006：120）。DP句是一种专用工具，因而不能成为构式那样的通用工具。
本文从四个方面评议沈家煊先生的“名动包含说”：(一)对比分析“名动分立”和“名动包含”；(二)“名动包含说”思路会有可能引出荒唐的“谓名包含说”；(三)关于“简洁准则”和“中心扩展条件” “并列条件”；(四)“名动包含说”的根本问题在哪里？本文的中心意思是，“名动包含说”还需深思、慎思；希望沈家煊先生能提出“名动包含说”的具体实施方案，而不是只在“理论”上反复论述。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目前的“名动分立”汉语词类体系就很完美，我们还会努力探究。
文本发生学是研究者从作者笔记、记录、便条、短笺、往来信函、批注、计划、方案、草稿、誊清的稿子等繁杂的前文本重建作品写作过程的研究。发生学作为人文科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路径，同时具备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双重意义。20世纪90年代，其研究方法被引入翻译过程研究。本文拟对近60年翻译发生学及其前身文本发生学国内外的发展做一回顾，认为国内翻译界可在译本挖掘角度、组织机构团队化、手稿编目技术规范、数字化建设、手稿鉴定、计算机分析工具、学术刊物创办和举办学术会议诸方面吸收国外同行的先进经验，促进翻译发生学的发展，为翻译学研究开辟出新的路径和天地。
汉语学界一直都把句尾的"看"当作表达尝试态的动态助词。本文在对历时和共时广泛调查的基础上，论证"看"自身并不表达尝试义，只是表示"观察"尝试行为所带来的结果如何，而整个构式的尝试义则是由谓语动词自身所带的表达短时量的成分承担的，这些成分主要是动词重叠式、动量词、趋向补语、宾语的数量定语等。既然确定"看"并不是表达尝试义的，就不难发现尝试构式的使用范围并不限于祈使句或者非现实句，也常见于表达现实已发生事件的陈述句中。此外，我们还考察了汉语方言表达尝试范畴的多种形式，并从历时的角度考察了现代汉语尝试构式的成因。
在当前多语世界中，社会网络对于不同语境中的语言发展起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通过引介和爬梳社会网络分析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探讨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应用语言学跨学科前沿研究，着重介绍相关研究设计，梳理代表性实证研究案例。本文勾勒了未来研究路径，呼吁国内外学界打破学科壁垒，开展超学科研究的跨国跨境合作以应对现实世界中语言发展和教学的复杂挑战。
文学翻译要看透文学性，后者也应如实译出。本文借《老人与海》首段汉译的对比分析，指出是否译透在于译者境界。译透以对译为主，其他全译六法为辅；不译透可选择减译。不译透不等于未译透；未译透分过透和欠透两种，均有悖于全译追求“极似”之道。
会话分析是以自然发生的言谈应对为研究材料，发掘社会成员执行社会行为所用会话常规的一种定性研究方法。会话分析视角下的身份是与交际事件相关的情境身份，具有指示性；它通过会话常规触发和实现，并影响会话的序列结构。运用会话分析方法研究身份首先要从语料中识别反复出现在某一序列位置的会话常规，然后分析与该会话常规相关的情境身份以及该情境身份对会话发展路径的影响，并总结出该会话常规在会话结构层面展现的规律，最后通过反例分析从交际参与者的角度证明该规律的确存在。
百年党史，即一部通过翻译马克思主义理论唤醒民众，结合中国革命实践，领导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译介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选择正确的政治立场，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群体不断拓宽对马克思主义的译介，厘清不同时期对Communist的译名，塑造其形象，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建立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正本清源，完整明晰地建构并塑造了共产党的先进形象。
已有的口译研究大都讨论译员本身或口译活动等外在现象（如口译策略、培训译员等），缺乏关于口译活动和神经科学的交叉研究。鉴于此，本文梳理了近几十年来在神经语言学框架内所开展的口译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神经影像技术的口译实验，并分析了口译作为高负荷言语认知行为所激发的脑部激活模式以及大脑功能性特点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指出以往研究在实验设计等方面存在的欠缺，并为未来开展类似的实证研究提出一些可行建议。
本文介绍了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统计机器翻译和神经机器翻译的发展历程，阐释机器翻译研究需要有语言学知识和常识的支持，主张不要过分地迷信目前广为流行的基于语言大数据的连接主义方法，不要轻易地忽视目前受到冷落的基于语言规则与常识的符号主义方法，应当把基于语言大数据的连接主义方法和基于语言规则与常识的符号主义方法巧妙、精准地结合起来，把机器翻译研究推向深入。本文指出，机器翻译将成为人工翻译的好朋友和得力助手，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应当和谐共生，相得益彰。
实验效度反映了实验结果的准确性与有效性，是衡量实验成败优劣和科学化水平的核心指标。本文基于Cook & Campbell(1979)提出的实验效度分类框架，从内部效度、统计结论效度、外部效度、构念效度四个方面, 探讨了翻译过程研究中眼动实验效度的各种影响因素，并提出一系列应对措施与建议, 以期规范翻译眼动实验设计，提高眼动实验质量，为后续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万·贝尔曼被誉为当代翻译伦理研究的“奠基人”，其伦理思想基于对翻译中多重本质关系的反思与呈现，具有显著的思辨色彩和深厚的哲学意蕴。本文以“他者”“异”“异质性”“经验”等贝尔曼翻译伦理思想的核心概念为线索，对其溯明来源，廓清定义，探析其丰富的哲学蕴含，并进一步明确哲学路径之于翻译伦理话语建设的积极意义。
基于共情元素，叙事共情与共情修辞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联系。有鉴于此，本文将在梳理叙事、共情与修辞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挖掘叙事共情的修辞学根基，进而深入探究叙事共情的修辞机制。研究发现，情感诉诸与同情认同等修辞学范畴奠定了叙事共情的修辞学根基。其次，叙事共情的修辞机制可从修辞者、修辞目的、修辞情境、修辞策略与受众等要素进行阐发。具体来说，叙事共情的叙事者即为修辞者；叙事共情的修辞目的因修辞情境而异；叙事共情的修辞情境主要包括缺失、受众与时机；叙事共情的界内型共情策略、大使型共情策略与宣传型共情策略与无意识认同、对立认同与同情认同相对应；而受众则是产生叙事共情的落脚点。探究叙事共情的修辞机制可为当下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国家对外译介少数民族文学是属于国家"外推"式文学翻译实践，文本生产以及传播与接受均在原语和译语两种不同文化系统中进行和完成。本文将考察建国"十七年"时期国家机构对外译介少数民族文学的实践行为，分析其译介特点和译介效果，旨在揭示其译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这将有助于我们认识国家机构译介行为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从而对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国家战略背景下探讨如何更好地推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化"走出去"，提供很好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