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不仅是政治研究中的概念, 也是语言研究中的概念。意识形态与语言使用的紧密联系使其在近30年的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中得到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对"意识形态"概念在语言研究中的含义进行梳理, 发现其具有四个明显特征, 即"心理意识"特征、"社会立场"特征、"权力关系"特征和"话语体现"特征。对相关研究进行分析, 界定出"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扮演的三个角色: 1)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意识形态是语言研究揭示的内容, 2)在语用学领域它是论证的课题, 3)在社会语言学领域它是语言研究借助的工具。这些讨论突显语言研究将语言运用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研究的趋势, 有助于探究言说者的能动性, 通过探究意识形态在语言研究中的角色和作用促进语言学理论创新。
本文基于自建的《民法典》语料库平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两英译本的语言形式参数和民事主体相关术语的英译进行了语内和语际比较研究。研究发现：(1)两译本的各项语言形式参数十分接近，且都接近《德国民法典》英译本的语言形式参数，但与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书语料库及英国国家语料库法律子库的语言形式参数存在显著差异。这主要是因为英美民事法律文本为判例法文本而非成文法文本，它们多使用描述性法律话语，而非法典类的规定性法律话语。(2)就民事主体相关术语英译而言，两译本均忠实于原文，对应翻译占比极高，省略和分析型翻译占比极低。此外，两译本在少数民事主体相关术语的英译选词上有些差异，并存在个别未遵循术语翻译一致性原则的情况。
本文从四个方面评议沈家煊先生的“名动包含说”：(一)对比分析“名动分立”和“名动包含”；(二)“名动包含说”思路会有可能引出荒唐的“谓名包含说”；(三)关于“简洁准则”和“中心扩展条件” “并列条件”；(四)“名动包含说”的根本问题在哪里？本文的中心意思是，“名动包含说”还需深思、慎思；希望沈家煊先生能提出“名动包含说”的具体实施方案，而不是只在“理论”上反复论述。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目前的“名动分立”汉语词类体系就很完美，我们还会努力探究。
本文介绍了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统计机器翻译和神经机器翻译的发展历程，阐释机器翻译研究需要有语言学知识和常识的支持，主张不要过分地迷信目前广为流行的基于语言大数据的连接主义方法，不要轻易地忽视目前受到冷落的基于语言规则与常识的符号主义方法，应当把基于语言大数据的连接主义方法和基于语言规则与常识的符号主义方法巧妙、精准地结合起来，把机器翻译研究推向深入。本文指出，机器翻译将成为人工翻译的好朋友和得力助手，机器翻译和人工翻译应当和谐共生，相得益彰。
基于共情元素，叙事共情与共情修辞之间存在着深层次的联系。有鉴于此，本文将在梳理叙事、共情与修辞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挖掘叙事共情的修辞学根基，进而深入探究叙事共情的修辞机制。研究发现，情感诉诸与同情认同等修辞学范畴奠定了叙事共情的修辞学根基。其次，叙事共情的修辞机制可从修辞者、修辞目的、修辞情境、修辞策略与受众等要素进行阐发。具体来说，叙事共情的叙事者即为修辞者；叙事共情的修辞目的因修辞情境而异；叙事共情的修辞情境主要包括缺失、受众与时机；叙事共情的界内型共情策略、大使型共情策略与宣传型共情策略与无意识认同、对立认同与同情认同相对应；而受众则是产生叙事共情的落脚点。探究叙事共情的修辞机制可为当下中国叙事体系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应用语言学的超学科范式转移要求思考如何创新研究方法解决核心问题, 形成具有特色的方法论体系。本文基于超学科范式, 剖解了Q方法持有的主客观一元论、复杂涌现的整体认识论和兼容并蓄的函中律逻辑, 辨析其与其他常用方法的异同以突出Q方法特色优势, 并通过实证案例梳理了Q方法的具体操作步骤和主要研究话题。文章最后前瞻Q方法的发展方向, 探讨如何在超学科范式下拓展应用语言学研究疆域。
语用学是一门关注社会现实的交叉学科。继上届国际语用学大会集中探究社会的"边缘化现象"及相关问题后, 第十七届国际语用学大会的主题又聚焦"包容性现象的语用学研究", 这充分体现了当代语用学研究的社会关注与社会担当。本文根据语用学研究的新兴成果, 结合第十七届国际语用学大会的专题内容, 重在梳理和总结语用学发展的包容性和融合性趋势与特征, 尤其是与多样化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前沿话题和研究内容, 以期为我国语用学的未来研究提供有益启示与指导, 并为社会管理提供重要的社会语用信息。
英汉语的动名兼类现象是长期困扰语言学界的难点问题。近十多年来，有学者提出“英语名动分立，汉语名动包含”的假设，动名兼类问题更是成为学界的焦点。本文基于从语料库获得的频率词表，借助语言类型学领域的“边界渗透性”概念，考察并对比英汉名动范畴边界渗透现象。研究表明，就考察的两万高频词而言，英汉两种语言的动名兼类词占比以及名动范畴边界渗透率都比较高，且较为接近，这表明两种语言在词类方面都属柔性边界语言，词类灵活性较高，研究发现并不支持“英语名动分立，汉语名动包含”的假设。英汉语同属词类柔性边界语言，这是因其在屈折形态方面的共性所致。从语言类型角度来说，英语在名动词类边界上接近于以汉语为代表的孤立语。
本研究尝试运用Arundale(1999, 2006, 2010)提出的联合共构交际模式考察身份动态建构过程，重点关注交际者如何共同参与身份的动态建构。研究表明，身份动态建构是在交际参与者联合协同互动中实现的，具体体现为身份建构中参与者的协商和协作; 身份是交际参与者在协同互动中联合共构的结果，在会话互动中具有“非终结性”特征。同时，身份联合共构过程中，交际者的参与度可能会有差异、身份建构方式及话语策略也会存在隐性和显性的差异。另外，会话互动中非交际参与者身份的建构同样体现了联合共构的特征。本研究为言语交际中身份动态建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尔雅》作为古汉语辞书的代表性典籍，有其独特的复合型文本特征。要在英译时充分呈现其复合型文本特点，需要构建符合其自身特点的翻译标准。以文章翻译学“义体气”三合理论为指导，根据《尔雅》多功能文本的特点，可以从七个层面构建该汉语辞书的英译标准，即基于“义合”的汉英义素相合、注疏理据相合、术语涵义相合，基于“体合”的释义结构相合、汉字要素相合，基于“气合”的典籍文脉相合、训诂诗韵相合。《尔雅》英译的多元标准，可为其他汉语辞书典籍英译提供借鉴。
认知语言学研究表明, 转喻和隐喻不仅是辞格, 更是两种思维方式。长期以来, 中外译界均直觉地视翻译为隐喻或转喻, 却没有实践证据。本研究基于小型学术翻译语料库, 采用实证研究方法, 考查了英汉翻译中意义转移的类型和方式。研究发现, 英汉学术翻译中的意义转移基本上是转喻性的, 译者翻译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了转喻的思维方式。这就部分证实了翻译是转喻的观念, 同时部分证伪了翻译是隐喻的假设。
对外翻译作为促进不同文明与文化体系之间交流与对话的策略与方法，越来越多地受到世界各主要国家的关注与重视，但其与对内翻译的差异尚未引起译学界足够的关注，这一现状较易淡化与模糊对外翻译实践的独特性，不利于其可持续发展。本文在剖析翻译方向性概念与实践内涵的基础上，基于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实践的历史现实，思考理论基础、立场与价值观以及策略方法等研究面向所展现的特征与问题，进而从多学科融合下的对外翻译理论研究、双重需求驱动的对外翻译实践模式、基于受众的翻译效果研究以及技术赋能下的多模态多媒介翻译研究等维度为对外翻译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研究思路。
顺，即顺从；应，即适应。语用学的顺应论产生于单语言，与翻译结合将发生质的变化，因涉作者、原作、读者、方向等因素，可构成顺应系统。据语际顺应程度大小，可分全译顺应论与变译顺应论两层，前者旨在解决语际形义小矛盾，后者旨在解决跨文化供需大矛盾，这是顺应论助研翻译学的新划分。史上翻译曾以全译小顺应机理为主，以变译大顺应机理为辅，现在或走向平分秋色的格局。
口译分项评估是目前应用较为广泛的口译质量评估方式。然而，关于评估参数权重的设定，口译研究者之间并未达成共识。现有研究大多通过理论推演或问卷调查等方法来探讨权重的分配，而基于评分员真实评分、以数据为驱动的实证研究仍然比较匮乏。在探讨口译权重设定时，现有研究也鲜将方向性考虑在内。鉴于此，本研究以英汉双向口译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八位评分员(母语：汉语; 外语：英语)对50个口译学员(母语：汉语; 外语：英语)的口译录音的评分数据，以探讨如何在各个参数间分配权重。数据分析结果显示：(1)无论何种语言方向，信息始终是最为重要的评估参数(β1=.351(汉英); β1=.593(英汉)); (2)无论何种语言方向，表述的权重均位列第二(β3 =.345(汉英); β3 =.381(英汉)); (3)语言在汉英口译评估时的权重排序第三(β2=.325)，而对于英汉口译而言，其权重无法通过统计模型估算出来。本研究的发现可以为英汉双向口译评估标准的设定和口译培训提供重要实证数据。
文章对金立鑫(2022)“‘名包动’理论的逻辑问题”一文提出商榷。讨论的问题主要涉及：西方逻辑学推崇的“甲乙分立”格局和逻辑三段论能否“套”得住汉语？名动包含理论是否违反逻辑公理和三段论推理规则？借此澄清学界对汉语名动包含理论的误解，并提出我们的看法。
在口译评估体系中，对口译质量的评价不应受到除信息还原、表达措辞外的副语言或非语言因素干扰。基于拟真场景的口译实证研究则表明，译员的性别、外表、口音和种族均使用户对口译质量感知产生了偏差性影响。由于口译是译员-用户在社会情境下的交际活动，口译质量是涉及交际多方的动态概念，从社会心理视角切入的口译质量研究能够为评估体系与用户感知之间的偏差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完善现有的评估体系。本文以“内隐社会认知”为理论基础，针对译员的社会身份与用户感知的口译质量的关系设计了实证研究。实验组和对照组用户对同一份口译视频作质量评价，区别仅在于视频开始前译员社会身份简介的呈现与否。定量及质性分析结果表明：译员凸显的“医师、高学历”社会身份不仅使用户对口译质量感知产生积极偏差，同时显著提升了对译员胜任行业领域的认可程度、增强了用户对译员的信任感。本研究补充了口译质量感知偏差中的“身份”因素，为社会心理视角的口译研究构建了研究路径。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是人类社会化最伟大的愿景和实践。语言是人类交往最重要的媒介，推进共同体的构建更离不开语言。这里的"语言"不仅意味着一种符号体系，更意味着一种修辞行为，一种"共情修辞"。依据"新言语行为分析"理论，修辞不仅意味着"表达"，还包括"接受"，共情修辞应该具备自觉的"倾听"意识；修辞不仅意味着"你/我"的对话，更是"我/你/他"三方的情感感知和响应，共情修辞应该具备自觉的"他者"意识；修辞不仅意味着话语权的实现，还包括"话语权补偿"机制，共情修辞应该自觉走出"丛林思维"。进而言之，共情不仅是修辞的动力，也是修辞的一套行动方案，更是修辞的根本目标，对于国家形象修辞而言，更是达成"共同体化"的必由之路。
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背景下, 中国文化对外译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促进中国文学、文化更真实有效地"走出去", 进而为推动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互鉴与共生创造条件, 这是新的历史时期翻译遭遇的新挑战, 也是译学界必须直面并深入探究的重要论题。许钧教授以强烈的问题意识与理论敏感性, 密切关注中华文化译介并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深刻思考。本文结合其重要论述与核心观点, 从翻译的文化价值与开放精神出发, 对中华文化译介加以探讨, 力求促使翻译在助力人类文明走向丰富与发展的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无本回译已成翻译研究热点，但目前对此概念的界定不仅仍存歧义，还反使何为回译变得不甚明了。本文认为造成这种模糊的原因，在于国内译学语境中，“还原”“文化还原”等观念主导了与回译相关的议题之探讨。而在国外译学脉络中，“回译”与“还原”并非不可切分，在具体语境下甚至可能呈现对立之势。“文化还原”要在“求似”，于译者言，尤其针对语言形式的模仿，当下讨论较多的“无本回译”正是一种“求似”之译。然“求似”之译不必一定是回译，因原本佚失造成的回译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无本回译——本文将这种回译称为“佚本回译”，与当下热议的“无本回译”以示区隔。前者确是回译，后者只是一种“伪回译”，但二者却分享着几大相通之处：相似的翻译策略(皆有所本)、相当的阅读期待(几可乱真)和相同的翻译目的(文化还原)。
本研究采用会话分析研究方法, 以泌尿外科门诊录像及转写为语料, 探讨医生诊疗方案给出方式与诊疗内容及序列位置之间的内在关系。语料分析发现医生主要通过宣告、建议、给予三种行为给出诊疗方案。宣告类诊疗方案为直接解决疾患的生物医学手段, 建议类诊疗方案是解决疾患的辅助手段或生活方式干预, 而给予类诊疗方案只舒缓症状。从序列位置看, 宣告类诊疗方案往往出现在明确的诊断和诊断解释之后, 建议类诊疗方案出现在宣告类诊疗方案之后, 而给予类诊疗方案或者出现在患者无器质性疾病诊断之后, 或者出现在宣告类和/或建议类诊疗方案之后。从行为决定权来看, 宣告类诊疗方案最大程度体现医生决定患者后续行为的权力, 建议类和给予类次之。诊疗方案的给出方式与诊疗内容及序列环境之间的上述关系是医患双方共同建构和观照的一种社会规范。
本文基于国内外现有文献对语言学与政治学的界面研究进行了梳理。对该界面研究中的“朝向”、研究目的、学科定位、方法论、语言学研究者优势等进行分析后发现，政治语言学形成于语言学的“政治转向”，强调服务语言学的发展，应是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语言政治学缘起于政治学的“语言转向”，更关心政治学的繁荣，应是一门政治学分支学科；虽然目前在语言学与政治学之间已经实现了部分概念、理论、方法等的“跨界”，但是在政治语言学与语言政治学研究中以上方面的差别依然很明显；对于语言学与政治学界面研究的开展，语言学研究者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优势。
语类嵌入是语类混合现象的一种特殊类型，已有的研究多聚焦于基础语类嵌入基础语类的讨论, 难以解释长难语篇的发展机制。本文沿袭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类研究路径，通过对美国最高法院司法意见书语类结构的描写，指出司法意见书由语类混合实现，表层结构为裁决讨论文，且包含多层级的语类嵌入结构。此外，语类嵌入在司法意见书中表现出更大跨度的级转移，即语类复合体降级为一个阶段包含在一个基础语类中。本研究认为，更大跨度的语类嵌入结构是司法意见书这类长难语篇拓展意义潜势的主要机制之一，有利于语篇衔接和增加论述深度，掌握这种结构有利于读者解读此类语篇和应对此类语篇呈现出的语类混合的复杂性。
